這幾個月來，初中生學校嗑藥送院、偶像歌手彼邦涉吸食大麻被拘押等事件接二連三，一下把禁毒議題推上城中熱話榜首。
有些時候，圍繞禁毒這個風眼而旋起的議論，煞有介事得令人啼笑皆非。譬如某次城市論壇，有立會議員對學校驗尿此一饒富創意的建議提出質疑，然而理據卻是基於「公平」原則︰只係學校驗，出面既人唔使驗，咁啲學生可能會話唔公平喎……
那麼合該如何呢？是否日後警員巡邏，除了有權搜身還應有權驗尿，如此才算得「公平社會」？可是，無論驗尿也好，找偶像紅人搞禁毒騷呼籲遠離毒品也好，都不過是在「毒」的末梢表徵上硬軟著力罷了，離問題的本源尚有二萬八千里。
但這個二萬八千里，連啟程都難。我們只能大談禁毒，卻不能談論「毒品」與吸毒經驗─除了被包進回途羔羊痛斥前非的懺悔話語。因為早有一把道德戒尺在伺候，隨時準備把「越軌言論」一尺打死。就好比許鞍華論及大麻時說：「我年輕時也試過一次，(記者︰現在不敢吃嗎？)不是，是沒興趣。」言論一出，即被視為語出驚人而「引起反感」，隨後更要草草「道歉」。
可是，如果把棍子收起來，接著問下去︰為什麼沒興趣？是出於什麼的興趣？是後來發現其他的事更有趣？……這樣，我們應該可以理解多一些。
既欲與「毒品」來一場決戰，不是更該知己知彼嗎？首先，致力禁毒的社會人士，可曾深入去了解濫藥者與各種所謂「毒品」之間的關係？一般的理解是，吸毒的誘因在於嗑了會「很High」。但為什麼追求High？High又是一種怎樣的意識狀況？High本身是一種罪惡嗎？現實生活之Low(包括情緒與社會位置)又如何促成對High的追尋？
這些問題我無法回答，可但凡能令人上癮的事物，想必定然包含了令人樂而忘返、慾罷不能的元素。那麼，吸毒，也可說是追求快樂的一種途徑吧。追尋快樂本身很難說是一種罪惡─至於是否徒勞則是另一個問題，但幾乎可以說任何外借的快樂追尋都是徒勞的─那麼，如果吸毒有其惡，應該不在其因而在其果︰這個方法對自身的傷害很大，而且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顯現。根據這條思路，吸毒極其量是一個(身心)健康問題，卻怎麼我們甚少僅僅把吸毒視為健康問題，而是將之視為一種罪惡，甚至連談論一下經驗都成為一種惡呢？
同時反過來看，我們也可以列舉不少其他人類行為，同樣以追求快樂為目的、而在過程中不免傷及自身的，例如貪戀錢財、沉溺愛情，不也是一種癮嗎，失去的時候，不也身心重創、要生要死嗎？但為何我們往往只會表示同情，而不會把斂財、愛痴也視作坑人之妖魔─尤其在過程中往往還涉及對別人的傷害？關楚耀與衛詩涉嫌吸毒，若有其惡，首當其衝不也該是他她們自己的身體嗎？怎麼卻成了社會之惡而必須於現行法規以外再予以道德譴責？又為什麼需要對公眾認錯，他吸什麼進到他的身子裏，怎麼就冒犯我了？
其次，就現下流行的「毒品」而言，大麻是植物，精神科藥物是化學劑，還有咳藥水之類更屬日常物品，本身均無所謂道德上的好與壞。所謂好壞都是從人的角度而言，其一是功能上的，即對肉身之物質介入到了影響功能正常運作的程度；其二即從物質一躍而至道德層面的好、壞，而騰躍間那條脆弱的邊界往往由專業知識來劃分─經醫生署方即屬合法。那麼，我們該如何去理解同一樣物品在跨越文化(不必遠至什麼原始部落，吸食大麻在荷蘭即屬合法)、超越專業權威的邊界後，從中性的物質一躍而如妖似魔？
把上面對濫藥者、吸毒者與「毒品」本身的討論結合起來，均可見把身心建康問題妖魔化的過程。那麼，這種在意義生產過程中出現的邏輯跳躍，到底告訴了我們關於自身社會的一些什麼？
或許可以從這個問題開始︰為什麼一個個體吃進什麼到自己的身體裏去，會成為一件公眾的事？
現代社會其中一個有趣的演進，是當我們變得愈來愈個體化時(即自各種社會網絡關係中疏離開去)，我們也在同時失去自己，具體地失落到一個由統計數字合成的「人口數據」裏面去。我們的身體，甚至我們的生命，都不再為我們所有─這裏談的是超越「身體髮膚受諸父母」這種以家庭單位、親情關切為基礎的限制。因為，我們不容爭辯地成為「人力資源」的構成部份，與現代經濟體系的生產力直接掛鉤。而喪失健康的個體，尤其於年輕人這個群組，反映在一堆醫療數字上頭時，除了意味著削弱經濟體系的生產力、競爭力，同時更增添了整體醫療負擔。不是嗎，政府早前的一些什麼發言，不就明正言順把孩子稱作「資產」嗎？
當教育、醫療等作為社會政策發展起來的時候，從來都有提升「人力資源」的質素這層考慮在裏頭。因而人格的培養從來不是現代教育的核心，請別誤會，最表淺的什麼「不准說粗口」只不過是在為「易於監管」服務罷了，至於能否「達標」則當然又是永恆的另一個故事了。對，在對「人力資源」進行「品質監控」時，「嚴禁XYZ」是最便捷，或曰最合符經濟效益的處理方法。因為追源尋根去問「為什麼你不快樂？」是關乎生命的問題，不但與「資產問題」無關，其答案(若問得到的話)甚至極可能與無節制的「經濟生產」相違。所以，在表徵上處理一下，以恐嚇的方式嚴禁「人力」把手腳伸到模子的邊界之外，就以為可以大概確保產品出廠了。
於是，這裏就抵達了現代社會的又一層悖理。因為它實際上根本對自己衍生出來的問題，無能為力。而於此一破綻的縫合位，我們看到了大灑金錢請紅星名人搞的什麼禁毒騷，嗑藥變怪獸的畫面，當然還有驗尿、禁售任何可供上癮的XYZ的創想(是否將來買天拿水，都要先去拿個政府批文？)︰想像出一個幼稚的敵人，繼而用幼稚的方法打敗它─儘管誰都知道於現實中，濫藥的青少年人數不降反升。
不過，經濟動力無法赤裸裸地獨立運作，而必須以意義之名行之，兩者既互相否認卻又實質互為表裏(關於兩者相互依存又彼此否認的精闢分析，參見Bourdieu的The Economy of Symbolic Goods)。因此，層出不窮、全面滲透於個體的現代監控，通常以「進步」之名行之︰連面目模糊的個體的健康都一一關照到，還不是人性，太人性的(─大進步)﹗
於是意義層面又推進到另一個極端(繼不准不入學讀書、不准XYZ之後)，即我們的生命，都不為自己所有。報章報導，《我要安樂死》的作者斌仔正準備出版他的新書《失敗之書》，而同時，他求死之心仍是不變。我真的非常希望，那些既對斌仔賦予了極大同情但又同時極力反對安樂死的道德人士，可以用一個月，不，一個星期，噢不，花二十四個小時，同樣地躺在那裏，以身體的每一個細節去體驗斌仔的存在境況。之後，即使他們仍堅持自己的立場，但我想，話也該不會說得那麼響亮了吧。
出於同一股現代社會運作的力量，經濟作用的一頭不容許我們成為「失去生產力的人」，意義作用的一頭不容許我們對「人道主義」投反對票，可是，兩者都似乎不屑去問一下︰我們快樂嗎？
(此篇原文刊《中大學生報》4月號，題目為《急急如律令，齊驗尿叫妖魔來現形》，此為修改版)
**************************************
打從什麼時候起，以唱歌演戲為職業的藝人，要同時背負起眾人的道德責任？彷彿─當然是彷彿─他她們定然是聖潔的、一塵不染。有誰真的如此相信？我想沒有人真的相信─直至出事了，有任何「污點」了，我們才會啟動機制，忽然天真地「相信」了，然後嚴辭譴責那個他或她竟然XYZ了。
現在隨時都可以亮出來的一個理由是︰教壞細路。立會的粗口事件鬧出屁大的事，也不過以此為其一爭辯重點。
且先勿論細路係咪咁易教壞又或唔講粗口係咪代表唔壞，而首先，首先我們是否必須正視一個現實，那就是，粗口是我們生活中隨時隨地可聽見的話語─那種說什麼自己從未聽見過狗翕的人是媚俗到了骨髓的，即塗滿了屎來否定屎─於交通工具、茶餐廳、馬路邊。又，你猜，以全港學生的家長來算，又有多少是從不講粗口的？
那麼，難道我們該得出這樣的結論︰那些學生家長，乃至街上避無可避的路人甲乙丙，都是壞人嗎？都是壞掉了的人嗎？都是教育失敗底下生產出來的處理品嗎？(噢，低能，太低能﹗)
到底，什麼叫做學壞？又，什麼叫做學好？
當然，一般而言，有講粗口習慣的人，是有分寸的。但問題基本不在粗口，而在場合，就好像G20會議上，意大利總統只不過大呼奧巴馬，即被英女皇視為無禮之舉，認為有失體統。所以立會粗口事件，可以斟酌的，即在場合之分寸。但社民連明擺著就是要衝擊場合之莊嚴，所以他們駁斥什麼「不是粗口」也不過同為玩花樣─若不認同於「仆街」二字於香港文化中的約定俗成，那麼拿來冠於高官就失其意義，難道真為研究粗口不成。
若曾鈺成是具勇氣又有想像力的，大可以平靜地回應︰梁國雄議員，「仆街」是你的語言風格，你可以繼續使用「仆街」發言。如此，大概要輪到長毛「打個突」不懂得回應了，那股為民請命、從腳底冒升而起的怒氣，可能一下子就要洩了。當然，也可能對家根本就不想息事寧人，最好有機會玩鋪勁，發動全港老師家長把社民連逼埋牆角。
香港特區立法會上演的粗口鬧劇是無聊透頂了的。但這個立法會本質上就是無聊的，所以多一兩件無聊的事，也是例行公事而已。伴隨著整體香港社會的退化，其立法機構已淪為「春田瓜瓜立法會」(註︰春田花花是可愛的，春田瓜瓜是無聊透頂的，此乃二者之別)。
但很可惜，看春田花花並沒有什麼consequence，但春田瓜瓜卻是有的，並且可以非常惡劣。前幾天報紙就報道了，西灣河某小學要求全體學生聯署抗議立會講粗口，若不簽署，即視作贊成講粗口，需要作文解釋(講粗口之壞處)。
我不知道，本來有多少小學生會留意悶蛋立會的發言，但經此一役，則相信大家都知道「仆街」了。任何一個曾讀過小學的，都可以想像，屆時班裏面就會是這樣的︰噢，呀黎炳輝講粗口，告俾咪士知﹗答曰︰冇呀，我邊有講，我話poor guy之嘛﹗然後，大概是大家一起被罰作文。嗯，電腦年代，大概唔再興罰抄一百句「我以後都唔講粗口」掛。
大人之間的爭拗，又何必搞到啲細既。其實，講粗口與否於兩邊都不過是借題發揮；兩邊都不過是互相憎恨，恨之入骨，最好的解決方法，不外乎於「進步」的路線上退後一兩步︰訴諸武力，打擂台解決。政府和社民連各派員上陣，長毛隻揪曾蔭權可以，曾俊華單挑黃毓民亦可。得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