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ugust 31, 2009

六月大風,側寫英雄與二五

這一兩年間,一池悶水的香港電視劇,竟偶起漣漪,除了那一兩齣重頭劇集再次栓住觀眾的心把收視推上近十載罕見的高位,也忽而紅了幾個劇中人物,成為街頭巷尾、網上線下追捧的熱話。《學警狙擊》裏的臥底探員Laughing哥當然為箇中典範,風頭更可謂一時無兩。當Laughing之死事先張揚開去,即有網民在Facebook開設「唔准Laughing死簽名區」以求編劇高抬上帝之手,讓其死而復生;及後,又有網民為Laughing Sir在網上設靈,燒衣悼念,累積的粉絲人數至今高達十五萬。

觀眾兜亂真假、群情沸揚之餘,「為何Laughing哥如此受歡迎?」也自當成了討論的熱點。其中一個頗流行的解說是︰香港社會需要英雄。

這是一個隨時可擺上枱面的標準答案,每逢城中出現受歡迎的大人物小人物,都適合一再引用,且亦難以論證推翻。

但由探員梁笑棠潛入社團搖身一變而成的揸fit人Laughing哥,到底是一個怎樣的英雄呢?《學警狙擊》一劇的編審朱Sir是這麼說的︰「現時香港家庭面對經濟困局,年輕人面對悶局。Laughing哥為了理想可以犧牲家庭、愛情甚至生命的人,去得『好盡』。其實每人都有理想,但現實所限不能去得太盡,大家就覺得Laughing哥好型,做了自己做不到的事」。(《明報》,2009年3月25日)

想起嘻皮笑臉但又隨時目露兇光的Laughing哥,又想起受重傷時為顧全大局要鍾立文(劇中另一臥底探員)往自己胸口補上一槍的他,那一幕簡直正義得臉上放光;箇中聲色幻變,要狠有狠要仁得仁,的確怎不教觀眾叫好叫型;然而,嘻笑與狠辣的刀鋒背後,是打下牙兒和血吞的百般委屈,又怎不是為了理想。不過,Laughing哥與Laughing Sir是一個銅錢的兩面,總不能因為正義的光芒太耀眼,就忘了光輝乃由黑暗所成就。

臥底英雄的成就,建基於欺騙與背叛。與古惑仔及一眾相關人等稱兄道弟,欺騙敵人也欺騙親朋,戲做得愈逼真、情騙得愈深,臥底工作才愈能取得成功;過程中,人際情感、心理反應均機關算盡,心狠手辣起來更要比古惑仔有過之無不及,把自己推到人性邊鋒,半夜驚醒連自己也搞不清是人是鬼……這也就是臥底故事最老生常談的身分悲困了。因此,行動的終極目標成了唯一的救贖與安眠藥︰欺騙與出賣乃實踐正義之手段。再有萬般不善,奠出「正義」之旗,也就都合理了。

不過,即使入屋的電視劇向來謹慎行事、小心維護著警察的正義形象,但《學警狙擊》仍在有意無意間賣了個破綻,動搖了「正義」及其「執行體制」之間太過想當然的關係。Laughing中槍身亡後,兩名負責委派臥底的警方高層即安坐辦公室商議,為免讓公眾得知Laughing乃為警察同僚所傷並引起警方尷尬及內部矛盾,於是決定不為Laughing「平反身分」,而任由他如同任何一個被警方視為垃圾的古惑仔那般,從人堆中「消失」了事。安全的冷氣房內,只消薄薄兩片唇間數句輕語往返,即已能收街頭浴血奮戰始能達致的效果。「正義世界」為了維持體制權威而不惜犧牲微小個體,較諸孤獨的Laughing為免前功盡廢而寧可選擇犧牲自己,兩者反差之強,足使「犧牲」二字被消弭得絕對輕於鴻毛。那份令人心寒的官僚冷漠一旦揭示開來,並非是結尾時來個高級督察忽然變臉、梁笑棠最終回復身分的「安全著陸」足以搪塞過去的。為求自保而犧牲他人的權力遊戲,是跨越黑白兩道的人性真實。

因而,Laughing身後由鍾立文延續下去的臥底行動,就偏離了「我是一個警察」這個彷彿不言自明的理由,而是要為Laughing生前的一連串「背叛」,追回一個理由和意義,否則,Laughing這個沒於荒塚的名字將成為探員梁笑棠最悲壯的反諷。如果Laughing哥是英雄,那麼他就是一個孤獨地背負只屬於自己的信念,而結果差點被用完即棄、死無葬身之地的悲劇英雄。所以,英雄從來都是如此的超現實。

筆者由是想起了劇集裏一個不起眼的角色,那是另一層意義上的背叛者─二五仔,說的是社團裏常遭人欺負的小混混喇叭。一開初登場,喇叭就是警方線人,向差人報料出賣社團利益;到劇集結尾,喇叭又為了上位做揸fit人而出賣自己的直屬大佬。二五仔和臥底不同,沒有理想,也不必有立場,因應時勢隨時轉軚,唯一指導宗旨就是威迫利誘下形勢比人強的「識時務」。但對於本事有限、又唔打得又唔睇得,終日要依附權力而生存的小混混而言,似乎又不能過於苛責。但說到底這個角色實在太二、三線,以至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面對威迫利誘時,可有選擇的餘地、道義上的掙扎。關於二五,我其實根本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因為這個角色實在太微不足道又太不超於現實。

不過,臥底的悲壯也好,二五的苟且也罷,或許都不過是筆者太過認真。也許跳出敘事框架,Laughing哥廣受歡迎還主要在於劇情發展峰迴路轉的一招「估佢唔到」︰那看起來行古惑行到入骨的,原來竟然是差人﹗再配上La-fing這個地道發音、旺角味濃的英文名,加多句易上口的「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令你瘋狂」金句,一個能成為話題的人物業已誕生。最後,亦最重要的是,劇情上的「估佢唔到」點化了一眾網民、開啟了「創造Laughing」之門︰討論區上大家吹得不亦樂乎的是為Laughing哥創造前傳,大話西遊開去,甚至連「胡Sir (劇中高級督察)其實才是社團真正大佬」都成了疑幻似真的大揭秘。因此,Laughing死後網民當了真似的為其設靈悼念,也並非緣來無由,皆因大家都參與了Laughing的創造,到頭來怎不心有不捨。

到底社會需要英雄,還是社會需要起哄,有時還真難清楚辨識。當無風不起浪時,可能我們都會像喇叭一樣,安坐一旁樂於為英雄人物起哄鼓掌,笑得一臉天真一臉無辜。簡直讓人心疼。

(刊HKinema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季刊2009年7月)

Thursday, August 13, 2009

揚開去︰公安粗暴阻撓媒體採訪



譚作人調查四川豆腐渣工程可以變為顛覆國家,那麼前往採訪審訊的媒體變為涉嫌藏違禁品,就半點不奇。

仍然是「老子就是法律」的邏輯。

Friday, August 7, 2009

與唐諾、朱天心談︰抽/禁菸與讀寫


(準備了三、四個問題去跟台灣作家唐諾做訪問,結果一談一個半小時。這裏紀錄的只是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就是關於抽菸和閱讀。與唐諾做訪問是非常有意思的經驗,你只要給他一個問題,他就可以講故事那樣談上半小時︰知性、博學、節制、幽默,不慍不火,然非常有說服力。我只當個本份的紀錄者就是了。又,力推《讀者時代》、《閱讀的故事》。)

香港今年七月一日起,室內公眾場所全面禁菸。但無論在禁菸宣傳還是反對全面禁菸的聲音裏,投射出來關於抽菸的想像,總只是連結著吃喝娛樂。但禁菸對於喜歡泡在茶餐廳、咖啡館裏一邊抽菸一邊閱讀寫作思考的人,又有怎樣的影響?與台灣作家唐諾談這個話題最適合不過。以「專業讀書人」形容自己的工作的唐諾,是把咖啡館作為閱讀、寫作的辦公室,而香菸則是這個工作過程的必備元素。他的《閱讀的故事》─ 一本把讀者引進浩瀚書海並樂不欲返的伴讀之書,香菸也剛好在封面上占了一角位置。

不過,對於「閱讀和抽菸」,唐諾很謹慎地不讓兩者落入太想當然的關係。

唐︰印象裏好像會有種近和性,但很多閱讀的人也不抽菸,兩者到底有沒有關係,我也不知道……只能說閱讀和書寫比較需要專注的時候,會有一個依賴,但當中究竟有多強的因果性,我不知道。在台灣,小說家駱以軍比較強調這方面,因為(禁菸)真的威脅到他的寫作,他一面書寫必須手中點一根煙,但我還沒那麼嚴重,可能我的調整性比較好。我不認為兩者之間有必然的關係,可是近幾十年來,沒有科學的言論會支持他們,從廿世紀末開始的當代醫療神話,不斷強調吸菸有多危險,但從來不會說產生什麼真實作用,通常說得很模糊。只會說(抽菸)提高癌症機率、減退性功能,甚至有一種說法我覺得最誇張,說二手煙的危害比一手煙更嚴重,這怎麼可能?這是違反最簡單的科學常識的,但有一個最大的功用,就是讓不抽菸的人來群起圍剿抽菸的人。

廿世紀末從美國開始的當代醫療神話,是有人會擔憂,就是在抽菸來講,科學並不是公正的,有好些數據的發表是不合格的,包括數據的準確性,但醫生通常是保守的,即使他認為你的症狀不是的,但也會用「疑似、可能會」……整個過程不是建築在科學的主張上。那香菸會不會同時也帶來不些……不一定是正面的功能,但對生理的作用,在我的經驗,它一定對神經有某種鬆弛作用,這個感受是非常普遍、穩定、持久的,並非某個人的特殊想像或特例。所以說,抽菸和閱讀有沒有關係?不知道,因為科學不願意去探索這件事。在這個醫療神話中,即使感到有一點點正面的可能性,也是不會讓種信息出來的。

所以台灣就出現這樣的現象,包裝上必須有一半以上是恐嚇你的圖像,像這樣的圖像在現代社會裏理論上是不可以出現在公共場合的,因為是不雅、恐怖的畫面,但香菸上則非要有不可。所以駱以軍(他是素食者)就說,那要不要所有餐廳都貼滿宰殺動物的流程,素食有益健康呀,有多大(環保)好處……這裏有個邏輯,就是他先把你判斷成一個敗德的事,但沒辦法禁制你,不能把它宣布成毒 品,所以他的立法是帶著報復性和懲罰性。

而香港的禁菸,在唐諾看來,還算得有理性可言。

唐︰香港(的禁菸)還有一點邏輯,但在台灣是有些地方九點以後可以開放抽菸。可抽菸和喝酒不一樣,喝酒的邏輯是說,工作一天之後,和朋友一起去喝酒,除非你是深度酒精中毒手中隨時要有酒,但抽菸的習慣不是這樣,可能是每小時需要五分鐘,他不可能說大白天一天都不抽……所以這個立法對你沒有意義,他並沒有誠意要去管理,因為管理也要有它的邏輯、合理性,所以我說台灣比香港更過分,它完全是不合理的,就是要懲罰你,只考慮這個法令可以過到什麼地步,你們還不會反彈得太厲害。回到你的問題,我不知道抽菸和閱讀有什麼關係,或許過十年就不是個問題,閱讀的人都不抽菸了,也說不定。

如此,把命題反過來似乎更有啟示性。如果閱讀的人都不抽菸了,這說明或暗示了什麼?

(訪問當日,唐諾的太太朱天心剛好在旁,也參與了討論。她一下就把禁菸與閱讀在政治的高度連結起來。)

朱︰閱讀比較會勾連起的是尋求自由思考……一個政府他絕對不會這樣就甘心嘛,他今天對抽菸這個事,可以代你決定什麼叫健康什麼叫幸福快樂的時候,那早晚遠遠的那一端,他也可以代你去管什麼書該看什麼書不該看。

唐︰一定要談到這個地步也是可以的,就像梁文道一直在講第一個公開管制香菸的是納粹。我隱隱約約是這樣察覺,這裏有對生命的主張問題,醫療神話它的色彩是非常右派的,而且大量出現在冷戰瓦解、全世界沒有幾個人在認真反資本主義的時代。台灣現在也是這樣,目前的兩個政黨,執政的在野的,兩個都是右派政黨,他們對於人生自由、對於政府的角色,類同性相當高,這個問題走到今天是右派非常得勢的潮流,近二十年來,整個世界的空氣是高度的右傾,以美國為代表,幾個相關的國家也是高度右傾,包括日本,英國過去扮演比較有反省力的國度,可是這十年來幾乎是跟著美國的步伐在走,是一步一趨,包括打伊拉克,整個世界的氣氛是在右派籠罩之下。

如果天心要談到那個大問題,我個人是相信人對自己的生命都有主張的權利,甚至是相信……譬如寫《正午的黑暗》的柯斯特勒,他最後是自殺死的,他是相信人是有自殺的權利,這跟天主教的主張是不一樣的。(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話題,我也談過,天主教為什麼這樣是因為他們自己闖的一個禍,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禁止人自殺,那是天主教教義裏產生的沒辦法解釋的矛盾。)我總是對法令快速地、執意地侵入到人的基本生活裏頭,我其實是緊張的。

禁菸的unintended consequences

並不是說香菸的問題不能談,但不是用這樣的方式管制。譬如在台灣,禁菸的過程中反抗很少,幾乎不可解釋,抽菸的人口那麼多,可是他們這麼順服的不抗拒這件事情,這裏產生一個非常有趣的內在心理;於是從另一邊看,若不用管制,而用本身的道德自律性往這個方向去走的話,是很容易解決的,並不需要動用到森嚴的立法,和沒有辦法執行的法令。現在的法令很麻煩,就像回到我們高中時候,學校不能抽菸,結果各個沒有辦法抽菸的地點都會有人開始抽菸,而你又不能執行,因為你要抓到他就必須要有證據,就是要有時間、地點、人這些東西,才能罰他,但有憲法保障的社會是不能隨便看人家的身分的,所以這法令基本上是沒法執行的。有太多死角,潛在犯罪人口太多,犯罪現場太多,沒辦法執行,這會使法令本身的尊嚴受到挑戰,會被嘲笑。現在香港還好,街上還設有讓你抽菸、丟煙頭的地方。現在台灣最麻煩的是,曾經台灣已經把環境弄乾淨了,人的公德心也起來了,但因為禁菸法令的關係,把煙灰缸全收起來,因為會引誘你抽菸,煙灰缸變成一個很可怕的東西,不可以被看到。到最後,街上滿地出現菸蒂,環境開始髒亂,地下水道開始堵塞。

曾經是已經解決掉的問題,台灣在管制前,抽菸的糾紛是很少的,有人說我不喜歡煙味能不能熄掉,在我看到的經驗裏,都是熄掉的。文明跟野蠻的對比是有各種可能,有一種是,道德的自律愈高,法令的管束愈低,人類愈自律地走向文明。法令愈野蠻,愈帶有報復性,你奪我一隻眼我就挖你一隻眼,就是愈野蠻。台灣的道德管理是曾經已經走到快完成了,當然會有些人,民智未開總有的,可是透 過宣導和勸戒,是可以做到。但現在走到這個地步……那麼當下,與其說是對閱讀的影響……因為我們還有各種可能,可以在家裏讀,但問題是朱天心剛講的,我們最終相信、我們的人權自由,我們作為一個存在對自身的主張、我們是什麼,我們生命的損益平衡表,別人不一定看得懂。如果我打算只活四十歲,不可以嗎?有些人主張無論如何一定要活下去,但有些人,譬如寫小說的,他她們會說,一個好的小說家是拆掉自己生命的房子來建構小說的房子,他她可能對自身是毀壞的,我就是想說,什麼時候開始,貪生怕死變成是最高的道德,而且還不准別人不這樣?這裏有多元的、複雜生命主張的可能性,有時好像不該把話扯到這裏,不就是抽菸麼,但真的要講,背後代表立法的思維和國家,要擺脫這個花了幾個世紀,怎麼又回來了?

科學與醫療攻破自由的核心

我之前寫過兩篇文章,《煙槍》、《醫生》,就是談的科學和醫療對我們的自由中不中立的問題。對這些東西,我有些隱隱的憂心,像美國來講,是荒謬到連肥胖都要管制。過去他的確是善意的,但現在檢視的儀器太靈敏,所有細微的影響都可以被找出來,可以計算出肥胖產生的醫療成本,所以肥胖成了一個罪惡,而不是你對自己的管理不夠好。剛在看《國家地理雜誌》,上面說藥廠開發出檢驗海洛英的儀器,但太靈敏,你只要吃一個罌粟子的bagel,七十二小時之內你就是陽性反應,所以造成非常多的糾紛,有些人工作丟掉,而且中間還有曖昧的灰色地帶,檢驗的結果是陽性和陰性之間,但如果是僱主的話,看到就不會要。

那麼這種微量反應,要不要被計較,這在自由主義裏是個關鍵,英國自由主義大師小彌爾就說,人的存在對周遭的人不可能沒有影響,而「自由的空間」不是不影響別人,而是可忽略的影響,那影響是細微的、是在容忍範圍之內的。但如果你必須用追蹤到醫院裏的標準,不可以有一點什麼什麼……但事實是我們的存在不可能不影響別人,最極端的環保主義就是把自己消滅掉,而且消滅掉也很麻煩,你的屍體怎麼辦……當這個空間被科學穿透的時候,那所有最重要的自由核心─就是以賽亞伯林說的「消極的自由」,在本雅明的說法是「私人的房間」,全世界的人都不能管我在裏頭做什麼,因為我要做什麼和別人不相干,最後的這個核心的自由領域馬上會被攻穿,因為你在家裏抽菸,二手菸會飄出來,你在那裏唱歌會影響到我睡眠,台灣有一個案例,一家麵包店被罰了三十萬,因為烤的麵包太香了,影響到了別人﹗所以要談到這裏的話,背後是我們長期對自由基本信念的一個近乎歷史結論的威脅,而這個,到目前為止看起來好像沒有停止的跡象。可能從冷戰結束後右派得勢,到小布殊時到達高處,不知道美國有沒有新的反省。不知歷史要怎麼走,但對台灣來講,是眼睛看著美國,重要的人都是流美的,長年來對美國幾乎是百分百的接受,這幾年才勉強有一點比較歐洲的思想出來……

朱︰我不抽菸,甚至有氣喘的毛病,但當政府的公權往這個方向去的時候,你都得去發聲,去把他拉下來。你看日本這幾年,公司裏是要量腰圍的,女生不能超過八十,男生不能超過九十,否則有可能被裁。東京是最厲害的,石原慎太郎在講什麼?他說女生過了五十歲,更年期以後,可以去死了,因為沒有存在的必要。這些要是都讓他得逞的時候……可能現在你不在他的管治範圍,但他早晚一定會管到你頭上,如果你讓他管成了習慣。所以還能發聲的時候,一定得說。

最後,回到開首的話題,禁菸對唐諾的閱讀與寫作有什麼具體影響?

唐︰台灣現在是,咖啡館戶外由老闆自己決定,但台北非常不利,台灣的夏天比香港還嚴重,是盆地,還有大樓的風切效應(會把稿紙吹走),而且像Starbucks為了形象,戶外的座位他都禁止你抽菸。我去的咖啡館很有趣,它在二樓,理論上沒有戶外,老闆把以前的吸菸區的窗全都打開,把空調關掉,就抓住立法條文上,空調不連接,就定義為半戶外。但你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像現在夏天,就是三十六度的高溫……所以,如果我寫稿寫出什麼腦袋不清的,一定是中暑了。

(短版刊明報2009.08.06)

Wednesday, August 5, 2009

訪問朱天心(足本)

(感謝吾友思存)


小前言

今年書展,竟有機會訪問台灣作家朱天心。心情有一種遙遠的激蕩。

說起來像是有點誇張,但如果把朱天心的小說從我的大學時代抽走的話,那本就了無生氣的大學生活,大概就要更見蒼白了。

是這樣的,當時修一門「比較文學」,導師把我們當小白、只一味吹噓他的留美輕狂歲月。沒心思聽他在台上侃,就逕自去翻剛發下來的書單,竟連著一份影印的短篇小說,題目〈時移事往〉,作者名朱天心。人和故事,對當時的我,都是新鮮的;但那以森冷手術刀剖入愛人軀體的開場,一看,就迷了進去。短暫的課堂印象,是爽朗的夏日午後,導師的聲音愈去愈遠,我捧著影印版小說,在鳥和蟬鳴中進入另一個世界(總以為當時的課室不開冷氣開窗,但可能嗎)。短暫,因為那門課後來就沒怎麼去上,書裏總有那麼多的線索指向一本又另一本的書之歧路,可以讓我躺到小羅馬廣場或草坪上去滋養孤獨。

我是否也曾在石凳或草地上,讀過《擊壤歌》呢?任一個曾在青春金色的光雨中走過而又失落掉的,都會,也都很願意,隨小蝦去哭濕一條紅磚路,然後,當風起時吹乾一臉淚水,又沒事人似的去做新的夢。

也是大學時代的某年書展吧,狂喜著買下了《方舟上的日子》、《昨日當我年輕時》、《我記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等等。十多年間這些書跟著我搬了幾次家,也有散落的,而短篇小說的具體內容,其實都不太記得了,沉澱下來記在心中的,是作者那誠摰靈秀的浩然之氣,另外,就應該是交織一起形成我的台灣印象,以至我首次赴台時竟覺著一種久違的熟悉。

後來,是《古都》,當時畢業了香港回歸了,個人與大氛圍都末世得不得了,書讀起來也就更覺悲情蒼茫。再後來的……《獵人們》、《漫遊者》,買了,卻放在書架上沒怎麼看。生命的傷逝,輕淡白描就那般過去了,太輕了,以至我完全不敢去碰觸─自己的脆弱。

直到去年發表在《印刻文學生活誌》的〈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中間應該有八、九年時間,沒接觸過朱天心的文字。所以這次訪談,在我就不僅是有幸與一位曾影響過我的重要作家見面,還彷彿是對過去的自己的重訪─沿著書籍刻下的時間定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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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趣,訪問當天,地點是書展場地臨時搭建的一間小房,小說家被像我這樣的讀者粉絲媒體圍得團團轉,一人分得半小時,逐個輪流接見。我於是抽離開去,看喧囂書市人聲中,白壁小板房是浮於繁華都市的吉普賽帳篷,你知道它之前並不存在,也清楚數日之後它又不留痕跡。於是當我走進小板房時,幾乎要以為是撩開了帳篷布幔,一腳踏進個與現實參差比照的世界。而當然,一身黑衣的朱天心絕非神秘的吉普賽女子,手上也沒捧著水晶球。不過,她腳畔印有貓臉圖案的提包,卻像個沉靜的小精靈,不動聲色地改變了小房內的時間轉速,相較於房外急速運轉的行政時速。

回到正題,去年的《印刻文學生活誌》,朱天心回答朱偉誠的問題時,有這麼一句︰「……通常處在我們這年紀世代的,都很忌怕批評年輕世代,因為那意味著保守僵化既得利益……,但我打算誠實勇敢的寫出世代間的確實不同想法,以三島由紀夫在《天人五衰》為例,他寫到對年輕一代之嫌惡與殘忍,記得經典的話就是︰『你好意思這麼年輕』」。(《印刻文學生活誌》第61期,頁61)

讀到的時候,就覺著一股久違的理直氣壯─我的意思是,完然沒有人到中年對自己累積了數十年的那套待人處世顯著了心虛或猶豫,更遑論窘迫地拼命想擺脫被時代遺棄之可能而跟著去哈日哈韓諸如此類。如此強大的信心,背後是什麼在支撐著呢?尤其在當代對「權力」的警覺下,時而會有心懷善意的文人、知識分子,常常在「反省自身權力」這個路標前駐足不前,喃喃著︰我(們)又憑什麼以為……(想想香港「六‧四」前後關於屠城責任這條終極底線上的一些對年輕人語,是否也可歸此脈絡?)

但更確切的問題是,把生命的思考高度提升到大鵬的視點固然使人謙遜於一切現世主張都有其主觀限制,可不幸我們每日過活的實乃小麻雀的日常現實─除非你準備閉上眼睛待生命之河把你送走。而在兩者之間擺蕩不定,又該如何調解、自處呢?於是,我好奇,朱天心是如何繞過或跨過這個問題,而能夠對年輕一代理直氣壯?

朱︰是回到一個很素樸的狀態,作家的天職之一就是辨明差異,看出差異,把差異說出來。感覺到世代的不同……也先不要說他們一定不好,但起碼會有一個動力,要把中間看到的差距說出來。譬如你們看到的父母輩,他她們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是父母的樣子,不是老卡卡的樣子,一看到你們就想管你們,不是這樣子,他她們也有屬於他她們時代的狂,他她們的夢想,一心想要踏出規限。所有的老卡卡的、不值一顧的道貌岸然的中年人,但其實沒多久前,他她們還是充滿著很多幻想,還是跟年輕人差別不大。

這麼說,是想通過標示出差異,去展現彼此間距離並非想像的那麼遠?那麼……然後呢?

朱︰然後,才有可能對話。這一代是幾乎瞬間平面化,在我們的世代,我們可能是十年迷一個作家,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迷一個樂團,這樣每一個人的人格養成,就比較有獨特性。現在的世代,資訊是很平面,意思是說,很可能像這次書展,7月22日大家一起去買哪本剛上市的漫畫,8月某個電影上市、某個線上遊戲,幾乎成了一個指令動作,一代人在同一個時間點做一樣的事情。他們受同儕的吸引和被逼迫,遠超過我們。在我們的時代,作為一個閱讀的人來講,你喜歡讀的東西,從來不會去在意去計較說,死掉一百年的老頭子,幹麼要讀他的東西?或幹麼要去喜歡在遠方的、完全都不知道的事,現在的世代是對他們出生前的事毫無興趣的,連同代人的東西都還來不及,但凡不想跟旁人不一樣的時候,就要加入他們。對他們出生前的事、對父母輩毫無好奇,幾乎就是一整代人被割裂一樣。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你剛才的描述是對的,但先要明白,這也不是策略考慮。

(後來在書展的講座上,朱天心也被問及有關承傳的問題,那時我才更瞭解她口中的「差異」實乃一種更強大的姿態,刻於歷史的縱軸線上。以不變對應萬變,能夠堅持自己,就是在為平面化、或愈趨同質化的現下,標出「不同」與「立體」。)

可我仍然對背後支撐著的那股力量非常好奇。於是,談話就轉入了書展講座的題目「吶喊」,還有魯迅的鐵皮屋。

朱︰一直會被問,為什麼一直寫,你的動力在哪裏?早期沒那麼自覺,就是想寫,後來當然會去想這個問題,為什麼寫,是什麼支撐你去寫。看到魯迅這段話,我覺得可以用來自況,很長一段時間,包括最初開始寫到現在,就是看到在鐵皮屋,大家都在沉睡,然後失火了,你很想喊醒他們。當然我早早就過了,魯迅考慮的,該讓他們沒有痛苦的在沉睡中死去,還是清醒來痛苦地,還是會死,魯迅是有這個掙扎。我是早早就做過了這個考慮,我覺得我就是要寫出來,最起碼盡了我的言責,我只能說,寫作是我生活的結果,而不是倒過來,我一切的生活是為了寫作。生活就是這麼過,你看到的事情、想法,跟人家格格不入……我看到的明明不是這樣你為什麼會認會是這樣子,有些事情我明明覺得很重要,但大家怎麼都像是約好了沒看到。那我就得說出來,尤其是你背後還有那麼多人的時候,我就要吶喊出來。這好像一直是我的一個動力。

魯迅和朱天心筆下氣勢固然都有怒火,但兩者回應現世的嘲諷,在輕重度與質感上,是很不同的。朱天心自己又如何理解她與魯迅的吶喊之不同?

朱︰魯迅所處的時代是比較險惡的,使得他只能喊,顧不得他的聲音是勇敢的還是悲壯的、是可憎的還是可笑的,我的時代,我除了大喊出來,還想要說服別人,就像你開了門,出去大喊一聲,立即有人會來看你一秒,這是可能的,但你接下去要說什麼呢?如果你接下去沒有東西可說,或沒有說服得了人的,就只有這一秒。你要把這個內容說服得了人,人家也要聽得進去,聽了會去想想,會使他發生一些不同。這是我這十年廿年的努力,我未來的努力是,除了能說服得了人,還希望人家能欣賞你─當呈現的是小說的形式。我吶喊,不要它變成可憎不要它變成可笑,我也不要它變得可悲,我要它是可以說服得了對手的。

既然有這麼清晰的目標,那麼要如何去達成呢?是否會形成策略的考量?又如何不至落入策略考量的泥沼呢?

朱︰我倒是從來不會去考慮策略,我要是能考慮策略的話,我就比較不會這麼不好過吧……事情可能會較平順一點……但我覺得要去考慮策略的話,力氣會被消磨掉,誠實也會消磨掉,因為得把它們擱置。我就會覺得,好難哦,自己已經是一個少數,即使不用對抗這個字,當要去面對這麼多的人,想法一樣、說法一樣的人,已經那麼艱難,誠實來不及、力氣來不及,所以我絕對不會去採取有損於這兩樣的,因為也看過有朋友、同行的人,在策略考慮之下,到最後已經原貌辨不出來,所以策略考慮始終是我最笨拙的。

那豈不是把自己置於緊張的矛盾之中?

朱︰是會陷在那矛盾與張力之中,但要看你最終要保護的是什麼,一樣在面對這種困境和兩難的時候,我還是會去選取保護自己的誠實,自己那種一閃就會……風一吹就會斷的勇氣。

那麼,要如何去存養這……借胡蘭成的說法,就是「浩然之氣」(也應該就是鍾阿城說的「赤子之心」)? 在生活的大事小事、方方面面力保自由,應是存養之道吧。朱天心曾在別處提過,她和先生唐諾的生活,是簡樸得和學生時代沒太大分別。

朱︰生活上的退後,是保護自己的自由吧。作家,上節目上電視上多了,你就得自己開車、就得給自己僱一個司機,不敢走在街道上,不敢吃小攤不敢走在市場裏頭,甚至不敢去咖啡館……我一點都不想過那樣的生活。不想過那樣的生活,就得放棄,無非是想保護自己的生活。

(誠實地面對自己,並非一句空話。在爾後的講座,朱天心被問及早年的作品中,喊的是和(蔣家的)國民黨同一樣的口號,難道當時對統治權力沒一點警覺嗎?

在此把朱天心的回答,原文實錄。

朱︰在我的第一本書《擊壤歌》裏,呈現了很多愛國的情懷,和很多當時台灣國民黨政府的愛國教育氣氛,是一致的。這點也是使我們今天在台灣族群間彼此對話很無效的很無奈的地方。當時的外省人,父輩都是跟著國民黨軍隊來的,他們的家族的命運是跟國族綁在一起的,一起跟日本打過仗、跟共產黨打過仗,打輸了,然後來的,所以他們的敵人、對手,是一致的,他們暫時的落腳的無可奈何也是一樣的,想回去也是一樣的,而且還非得靠政權才回得去,所以個人跟家族跟國族都是整個牢牢地綁在一起。在這個情況下,外省人,包括中下級的,全該要檢討的,像我們這樣身分的,在台灣的民主進程裏頭真的沒犯過錯嗎?是有的,我覺得我們都延誤了台灣的民主進程。

只因為前面講的那個背景,我們就用一種信賴去對待統治階層,這個跟所謂民主是全完背反的,不管指的是制度、精神、機制,要長生民主,一定是人民對統治者抱著懷疑的、監督的,錢都交給你了、好多人權也割捨交給你,讓你用公權力去處理事情,那我還用信任來對你嗎?我得盯著你把錢怎麼用,有好好用嗎、有用在刀口上嗎?我們給你的權力有用在對的事情上嗎?我們犧牲掉一點自己的天賦人權自由,交給公權來裁定一個遊戲規則,但這個遊戲規則公平嗎?很多弱勢有沒有在這裏頭被犧牲掉?所以人民對統治者該是不信任的、抵抗的,甚至是我要看看你會幹什麼壞事這樣的心情。但當時外省人不僅沒有這樣,反而是把國民黨把蔣家看成父輩一樣,即使有些事情我也覺得是怪怪的,可是父親應該不會對子女不好吧,不會下毒手吧……是這樣的心情縱容了很多很多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去讓它發生,對於台灣的民主進程被延誤這點,作為外省人第二代,我自己會非常承認。

但也是因為這個關係,我會很難過看到,近二十年的台灣,你會看到閩南人,就是台灣在地的,會在重複一模一樣的事情,只因為那個政權、領導人跟你的歷史記憶是一樣的,語言是一樣的,腔調口音是差不多的,戲曲什麼都一樣的,所以就會對他們繼續用一樣的心情……外省人、國民黨這一族會繼續看著,這個我們曾犯過的悲劇又在重新複製一次,可是這次好難講話。我試過和綠營的朋友對話,我說你們這樣不是把悲劇重演嗎?可那朋友說︰你們都爽了五十年,讓我們爽個十年為什麼不行?並沒有去談那個是非,而是說現在輪到我們了,你也讓我們坐坐龍位,讓我們也享受一下統治者的權力。這樣子就沒有什麼進步可言了,純粹只是權力的轉換、權力的遊戲,我不覺得這和講自由人權有很大關係。我覺得這點很可惜,以前外省人犯的錯,又重新在犯,完全沒有因為這個而把已犯過的錯避免掉。」)

不過,這裏說的「生活上的退後」,並非是大隱隱於市的退居象牙塔。應該說,剛好相反。

朱︰……有些事你知道幫他也沒有用。譬如我們那邊有原住民,他們到城市裏不可能生活,就到河邊自耕自食,男生出去打零工,賺的是當日的錢當日用,女生種了菜自己去賣。但政府就用推土機……反正城市要開發,第一個就是向著他們開,同樣在水邊的高爾夫球場,他們不去管,因為是有錢人的……那麼就去幫他們抗爭。他們只有幾十戶人,也沒有政治力量去幫,因為盤算一下,只有五十票,為五十票那麼辛苦幹麼。這些要不要去?當碰到了,還是要去,這些幾乎像是修行一樣……可不可以不去念經不去洗佛珠,當然也可以……但我覺得就像每天去磨刀,戰爭在什麼時候來,不曉得,連戰火都沒有聽到,但刀還是要天天去磨。……寫作就變成結果了,一切生活的加總。所以我猜想今天我要是不寫作,生活還是一樣的過。並不是為了要寫東西,才這樣過。

但仍然寫,是否不寫不行呢?

朱︰我很希望是這樣子。因為我好怕變成……看到一些同行,變成完全像工匠機一樣,可以完全沒有任何困難困境,去年做一張椅子,明年又做一張椅子,他的認真也不下於你,每一張椅子都很工整幾乎沒有差距,可是……做這椅子幹麼呢?我好怕變成這樣子。所以希望還是有困難有困境的,儘管很不好過。

在這個「很不好過」裏,應該總有時間在運作吧。三十多年的創作歷程裏,無論評論者如何分期斷代地辨識出作者不同階段的不同聲音,對時間與消亡的敏感總貫穿其中。從青春到人情,從城市足跡到個人記憶,一路走來都是被時間一一吞食(儘管許多時候,現實政治操作是時間侵蝕的催化劑)。那麼,去年發表的〈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可是身外已無所可失,最終把時間的探照燈射向步入後中年的肉身(王德威的評論裏就有試探般的「朱天心寫來也不禁有物傷其類的感觸吧」一句,見《印刻》61期、頁47)?

不過,得到的答案有點出乎意料。

朱︰我寫初夏荷花,是給自己放一個暑假,因為多年來,人家期待你寫一些大的題目、公共事務有關的,也不是那麼順利,因為跟新聞不同,事件發生時可以寫可以評論,(小說)要有一個醞釀的時間。所以覺得自己好可憐,多年下來,自己像是做那個粗活,手都粗掉了,好羡慕可以乾乾淨淨……然後就是這幾年開始生病,有氣喘,一下改變很大,以前在咖啡館寫作,每天去一段時間都沒問題,以為可以活到七、八十歲都過這樣的生活。但現在不行,吃了藥,一到那邊,就很想睡,不能寫;也可能一進去(咖啡館)就不對,可能剛油漆過什麼的,氣喘就當場發作。所以一下時間變得很怪,像是嘩嘩地加速,以前都聽不到時間的聲音。

所以就會自憐起來,啊,我的手都粗成這樣子,都沒有能夠像人家寫那種很開心、很輕鬆的,所以想給自己放個暑假,有寫作的樂趣。把一對中年夫妻,像白老鼠一樣,放到箱子裏看他們會幹什麼,就像是回到很多人的寫作樂趣,而我多年都不知道為什麼如此沉重,背負別人給自己的一個期待……但寫下去又不同了,前面寫一兩篇覺得很好玩,哦,原來最後是女的把男的推下去,原來是這樣,我自己也好吃驚,那下次我來換一換,看有什麼結果,這是在做實驗。但寫下去,現在還在寫……又變得好沉重。我想給自己一個挑戰︰拘謹的中產階級,無聊的,吃飽喝足,現代婚姻保障下的一對男女,他們還會有什麼事情?我自己給自己一個難題,因為寫不好會很討厭,你們衣食無缺,房子車子兒子都不缺,還要什麼?真討厭﹗位子已都被你們占盡,還有什麼煩悶、委屈可言﹗你要把他們寫到人們會覺得,原來到了這地步,我們原來還是對他們如此不了解,仍然有許多可以被關注。

那是因為仍有對人世的厚道在底下墊著?

朱︰我希望有,因為我怕寫著就會忍不住去譏諷他們一下。

關於文學方面,也就談得差不多了。於是,就回過頭去談朱天心在社會運動中的參與,譬如在台灣樂生院的抗爭運動中,也曾見到朱天心的名字(於樂生文學營)。結果,朱天心不無解嘲地形容自己在公共事務上的角色是︰放櫻桃的人。

朱︰譬如外籍移工,還有樂生、原住民等,我並沒有長期去做,但朋友們都是長期在那裏蹲點去做的,可常常是到一些必須要去抗爭的場合,記者會必須發言的時候,我都非常願意去。但我其實是有一點點心虛,人家做那麼久做得那麼辛苦,你去會不會……就好比做一個蛋糕那麼辛苦,最美麗的是放一棵櫻桃的時候,你就跑去放櫻桃……但到後來我就很素樸地去想,就把它看成是分工,我的工作就是放櫻桃……要是我自己在文學裏的一些信用或光環,可以用在別人的事情……要是他們抗爭很多次,媒體都沒有報道,可是我或侯導演,我們去放櫻桃的時候,大家願意多聽你們半分鐘十秒鐘的話,多拍幾個鏡頭,或報上版面會出現一個抗爭或標語的,知道原來有人在抗爭,我覺得那都不是壞事,把它想成一個分工,這樣我就坦然一點。

原以為時間緊迫,不會有機會和朱天心談貓;沒想到最終仍是談了,而且談了很多。感謝。

朱︰(在公共事務方面)花最多時間的,是流浪動物保護。這也是我覺得比較有成就感的,就是最後說動了公部門改變政策。這是比較困難的,因為流浪動物是個很小的議題,按原先的方法做就好,因這個沒什麼政績可言,街頭的動物是沒有主人的,也就是沒有選票,就好比顧玉玲做外籍移工最大的困難就是,儘管政治人物都知道她們那邊有很多困難很多問題,但今天幫了你,你兩三年就回去了,根本沒有投票權,那幫你不是白幫嗎。流浪動物就更是,而做到後來居然可以令公部門改變了政策。在台灣,既有政策是,只要看到有一隻健健康康的動物在我牆頭走過,只要不喜歡牠,就可以直接打電話給環保局,來把牠抓走到收容所,七天內要是有人認養的話就認養,不然就把牠安樂……也不知該怎麼叫,處死,然後火化。

但我們現在能夠去說動他們,當然也是以我們的身體力行……台北大約有三百多個里,我們以里為單位……很多小貓生下來而沒有餓死,其實就是有很多人在照顧牠們,有些可能只是把晚飯吃剩倒給牠們,也有些像我們,(餵流浪貓)吃得比我們家貓還好,因為家貓沒有太多風險,大都可以活到十幾二十歲,可是外頭的貓,我每次去餵都不知道下次能不能再看到牠,而且還不知道原因,可能給車撞死,或給狗咬死。我常常覺得每一餐就是最後一餐,所以當然要吃得比我們的家貓好。

我們這些愛護動物職工負責把貓抓到,當然沒那麼容易,之前要跟牠們建立(信任),多則一兩年,少則一兩個月,抓了以後到獸醫院去,這個絕育的錢由政府來出,身體恢復以後再把貓放回原地,就看牠自己能活多長就活多長,然後也是我們繼續在餵。所以政府只要管中間那段的錢,而且很荒謬的是,原先抓來、收容七天、安樂死、火化,安樂死的藥很貴,整個費用加起來是三倍於絕育的錢,所以對政府來講絕育反而省錢,而且之前之後它也不用管,都是愛護動物的人在照顧。

我覺得這裏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很草根的。原先政府的做法,所有愛護動物的人都會去撻伐這件事,政府來抓貓狗的時候,愛護動物的人都會去破壞或抵制這件事,所以政府只是討好了打電話、憎惡動物的那個人,卻得罪愛動物的人。但是改變這個政策之後,所有愛護動物的人都會……因為當他們知道現在把動物抓去是求生而不是求死,就都願意那樣做,所以草根力量都起來,大家都願意做這個事情,所以政府也變輕鬆了。

另外就是生命的教育,讓整個社會不那麼肅殺、那麼血腥,這些動物只是因為沒有主人、流落街頭,就變成沒有用的生命,可以隨時處死牠,這是太……就好比女兒小學時,在學校就看到有人把一窩小狗從中庭丟下去丟死了,還有一個鄰居,有一隻母貓到他家生了一窩小貓,就準備晚上裝到塑料袋讓垃圾車帶走……這整個對社會的示範,這一代小孩看到的是什麼?即便是這麼可愛的小貓,只因為沒有主人就可以處死的話,那將來就會很自然地覺得,社會上獨居老人、沒有用的,只要有一天社會再窮到一個地步、經濟再蕭條到一個地步,就可以對他們下手,因為老了要看病、佔很多社會福利,那家裏的老人就可以處理掉,然後殘的,對社會也沒有貢獻,只會享社會福利……他都可以沿這個觀念,把這些所有弱勢的,就像對垃圾那麼殘忍,都會敢於下毒手,因為從小看到的就是這個樣子。但如果相反的,這個社會哪怕對這樣一個生命都願意很費精力去容許牠存活,你就不會用「有用沒用」來考慮(生命)。

下面這個問題,我剛好想問,朱天心就自己提了出來。

朱︰我們做保護動物,很多人以為是很中產的,像個貴婦出來抱個迷貓迷狗那樣,但完全是兩回事。在做的有一些是年輕二、三十歲的,或退休的人,都是很辛苦的在做,天天要餵、颱風天也要餵,抓的時候,碰上很機靈的貓,大概常常要七、八天才抓得到牠。我們晚上去放籠子,身上還不能擦防蚊液,因為貓對氣味很敏感,之前要餵好久才能取得信任,然後籠子裏放牠熟悉的食物,再站得遠遠的、站到你已經變成一個背景了,牠才一直繞一直繞然後進去……很辛苦的,但最難的部份還不是抓貓,而要讓居民能理解,這是很長時間的工作,我們幾乎像是街頭的宣傳家,要把握機會,有些人很衷心地問你們在幹嗎,你就要把握機會趕快講,你要很會吵,情理法都要有,但又不能把他激怒,否則你們走了他可能會對貓下毒手。要讓他能夠容忍,給貓一條活路,就把貓當成是……譬如說你會欣賞一隻鳥,說好高興我們這個地方居然有鳥來,那麼你也把有貓走過牆頭當成是自然一景吧。

人在城市開發的過程,改變、禠奪了(流浪)動物的生存環境、空間,卻反過頭來認為牠們侵入了人的領土。

朱︰是很荒謬的,尤其我們住的地方靠山,有些住戶旁邊就是山,所以會有貓到他們的中庭曬太陽。其中有一個很偏激的,多年跟他吵,我一直很想寫個「殘酷語錄」,真不曉得一個人怎麼會說出這麼殘酷的話。他會跟我們吵的內容就是︰你喜歡就全部自己帶回去﹗我就說,牠不見得願意跟我們回去呀,而且我們已經在幫你的社區做了貓數控制的事……他說我不要聽這麼多,我有交管理費,牠們有交管理費嗎?牠們怎麼可以呆在這個地方?(這種人)真的覺得地球只有人才有資格居住,其他都是不應該存在的。他還會說,你們不要餵牠又會怎麼樣?人要是活不下去就會帶小孩子去自殺,你不餵牠們,牠們也會自我了斷,這個社會就是弱肉強食、就是生存競爭,競爭不過那是牠們的命呀……我聽到這些真的很想罵回去,因為講這話的人本身是個小兒麻痺症,他應該相對知道比較不方便的人的困難,怎麼會說出這麼殘酷的話來。可面對這些都要耐下心,否則怕走了以後,他會對貓不利。

花了多長時間才爭取到政策上的改變?

朱︰將近五年,但也不是全台北這麼做,現在只有四十幾個里是這樣做。我們的動保團體,一開始是做兩個里,想辦法要去說服政府,就去找很多國外的資料,看他們怎麼做。我們一開始做的是認養,但很快就發現不行,把動物的資料上網,以前一天會有三十通詢問電話,到後來能認養的人都飽和了,放到網上三十天才有一通電話,但上游還是源源不斷……長期下去不是辦法,所以就去看國外怎麼做,也就是剛才講的那個做法。我們就把這個方法跟市政府講,運氣很好,市政府主管這個的,本身是信佛的,所以他對每星期都要簽公文處死五十隻貓,很痛苦。所以聽到這個方法他也很……但因為預算的關係,你一定要做成功,不然到了議會,立委也都很保守的,會覺得說原先的做法很好嘛,為什麼要改變。所以我們在台北選兩個里開始做,都是問題很大、常有居民常抗議的里,先要想辦法把當地愛動物的人找出來,但這也很難,因為(餵貓)通常都會被人罵,所以每一個愛動物的餵到後來本身都幾乎像貓,深更半夜跑出去,然後貓也是那個時候出來,我知道一些愛貓的,一個晚上餵兩百隻,晚上十一點開始就準備東西,哪個地方有幾隻貓都要牢牢記得。

你們的團體有多少人一起在做?

朱︰我們參與的動保團體,是在國內最早引進絕育方式的。會員大概十幾個,白天大都有工作,我第一次被他們感動是,參加他們的一個討論會,他們在研究下個月的工作計劃,他們這樣討論……我聽過很多年輕女孩子說,這個月薪水用完我再存三個月可以去買個LV包包,或存半年可以去日本玩,但他們會說︰這個月剩的錢可以結紮三隻貓……因為要爭取時間,一旦母貓大肚子生了,不久就會看到各種(小貓)死法,被狗咬死、掉在溝裏淹死、被車壓死。當然還有很多別的動保團體,都各自在做不同的工作。

我們就開始在兩個里做,拍照片、登記做紀錄,結果結紮率達到98%,有些聰明的母貓怎麼也找不到,這也沒關係,也是合理的生態。兩個里做成功了,第二年我們爭取做五個里,一直到現在四十幾個里,我們希望在這一兩年間可以全台北市都做。你要把模式做成功了,那其他縣才會跟著做,所以壓力很大,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你不能說國外這樣做很好,而真正執行上卻……要是小貓還是不斷出生、居民不斷抱怨,那公部門可能會說還是原來的最方便,那就糟糕了,所以我們也要想辦法把握這個機會。

現實的荒謬、人的殘酷,會否把憤怒推到怨恨?又或,如何不使自己落入怨恨─所指是那極負面的、會把人變得與對立者在某個點上接軌的情緒?

朱︰有時是會好恨,但氣頭過了就……這事情是要做很長時間的,我會對自己說,我愛動物、愛生命,並不代表我要恨人,這樣會違背我的邏輯。唐諾常舉一個例子︰好比你很愛你的一缸魚,然後也養了一隻貓,很愛那隻貓,愛到用那條魚來餵牠,這樣就只是愛這隻貓而不是愛生命了。要是有一天我為了保護這些貓到怨憎人了……有時候真的是……有一個場境,在一個社區,把小貓全關在鐵籠裏,完全沒有鋪板子,腳踩著大便一塌糊塗,然後貓媽媽驚恐到幾天沒吃、奶水也乾了,小貓髒到一個地步……而那些人還要跟我講那些(很殘酷的)話,真的是會恨……但這些都得自我調整、自我提升,我不想做愛的對面那樣子的人,你不要忘了初衷,而人也是你目前非常非常在意的存在,我絕對不願意自己做到後來會怨憎另一種生命,那不是我的初衷,所以過程裏是要一再的自我提醒。

即便這般談著,我還是很能感受到朱天心在目睹貓慘遭各類殘酷對待時的心痛不忍。常常處在這樣的情況,仍要按捺住一再自我提醒、自我提升,那需得有多大的生命底氣在背後支撐著。要保護自己的誠實,有時所需消耗的氣力,不是簡單可以想像的。於是,我就想,一些評論稱朱天心筆下「冷酷」、「不厚道」,那是未能觸及底下的大愛吧。朱天文在《時移事往》的序言裏,即以「沾衣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寫妺妺對現世的愛,即使相去十幾二十年了,應該仍是準確的。就好比早前思存在網上貼的揚之水日記中的徐梵澄先生:

說起近日在讀魯迅,不覺問先生道:「魯迅先生怎麼這樣好罵?」先生說:「魯迅先生待人太厚道了。」「那為甚麼……」「厚道是正,一遇到邪,未免就不能容,當然罵起來了。」

因著談起了貓,不由得還是提起了「李家寶」,但彼此往還了兩句後,我還是沒把話頭接住往下說。把杯裏早已放涼的最後一口咖啡飲盡,也就只能是如此的。

(訪問的超濃縮版刊明報2009.08.05,不過剪裁不得宜,出來的文章略嫌平板,實在覺著對受訪者與促成這次訪問的諸位懷有歉意,希望把足本放到網上,作一點勉強的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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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那天聽完講座,乘渡輪離去。收窄的維多利亞港上,傍晚天色灰藍得有點怪,心卻是滿滿的。傻傻地想著,只要知道世上有這麼一位作家在,就已是人世的一份安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