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5, 2009

訪問朱天心(足本)

(感謝吾友思存)


小前言

今年書展,竟有機會訪問台灣作家朱天心。心情有一種遙遠的激蕩。

說起來像是有點誇張,但如果把朱天心的小說從我的大學時代抽走的話,那本就了無生氣的大學生活,大概就要更見蒼白了。

是這樣的,當時修一門「比較文學」,導師把我們當小白、只一味吹噓他的留美輕狂歲月。沒心思聽他在台上侃,就逕自去翻剛發下來的書單,竟連著一份影印的短篇小說,題目〈時移事往〉,作者名朱天心。人和故事,對當時的我,都是新鮮的;但那以森冷手術刀剖入愛人軀體的開場,一看,就迷了進去。短暫的課堂印象,是爽朗的夏日午後,導師的聲音愈去愈遠,我捧著影印版小說,在鳥和蟬鳴中進入另一個世界(總以為當時的課室不開冷氣開窗,但可能嗎)。短暫,因為那門課後來就沒怎麼去上,書裏總有那麼多的線索指向一本又另一本的書之歧路,可以讓我躺到小羅馬廣場或草坪上去滋養孤獨。

我是否也曾在石凳或草地上,讀過《擊壤歌》呢?任一個曾在青春金色的光雨中走過而又失落掉的,都會,也都很願意,隨小蝦去哭濕一條紅磚路,然後,當風起時吹乾一臉淚水,又沒事人似的去做新的夢。

也是大學時代的某年書展吧,狂喜著買下了《方舟上的日子》、《昨日當我年輕時》、《我記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等等。十多年間這些書跟著我搬了幾次家,也有散落的,而短篇小說的具體內容,其實都不太記得了,沉澱下來記在心中的,是作者那誠摰靈秀的浩然之氣,另外,就應該是交織一起形成我的台灣印象,以至我首次赴台時竟覺著一種久違的熟悉。

後來,是《古都》,當時畢業了香港回歸了,個人與大氛圍都末世得不得了,書讀起來也就更覺悲情蒼茫。再後來的……《獵人們》、《漫遊者》,買了,卻放在書架上沒怎麼看。生命的傷逝,輕淡白描就那般過去了,太輕了,以至我完全不敢去碰觸─自己的脆弱。

直到去年發表在《印刻文學生活誌》的〈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中間應該有八、九年時間,沒接觸過朱天心的文字。所以這次訪談,在我就不僅是有幸與一位曾影響過我的重要作家見面,還彷彿是對過去的自己的重訪─沿著書籍刻下的時間定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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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趣,訪問當天,地點是書展場地臨時搭建的一間小房,小說家被像我這樣的讀者粉絲媒體圍得團團轉,一人分得半小時,逐個輪流接見。我於是抽離開去,看喧囂書市人聲中,白壁小板房是浮於繁華都市的吉普賽帳篷,你知道它之前並不存在,也清楚數日之後它又不留痕跡。於是當我走進小板房時,幾乎要以為是撩開了帳篷布幔,一腳踏進個與現實參差比照的世界。而當然,一身黑衣的朱天心絕非神秘的吉普賽女子,手上也沒捧著水晶球。不過,她腳畔印有貓臉圖案的提包,卻像個沉靜的小精靈,不動聲色地改變了小房內的時間轉速,相較於房外急速運轉的行政時速。

回到正題,去年的《印刻文學生活誌》,朱天心回答朱偉誠的問題時,有這麼一句︰「……通常處在我們這年紀世代的,都很忌怕批評年輕世代,因為那意味著保守僵化既得利益……,但我打算誠實勇敢的寫出世代間的確實不同想法,以三島由紀夫在《天人五衰》為例,他寫到對年輕一代之嫌惡與殘忍,記得經典的話就是︰『你好意思這麼年輕』」。(《印刻文學生活誌》第61期,頁61)

讀到的時候,就覺著一股久違的理直氣壯─我的意思是,完然沒有人到中年對自己累積了數十年的那套待人處世顯著了心虛或猶豫,更遑論窘迫地拼命想擺脫被時代遺棄之可能而跟著去哈日哈韓諸如此類。如此強大的信心,背後是什麼在支撐著呢?尤其在當代對「權力」的警覺下,時而會有心懷善意的文人、知識分子,常常在「反省自身權力」這個路標前駐足不前,喃喃著︰我(們)又憑什麼以為……(想想香港「六‧四」前後關於屠城責任這條終極底線上的一些對年輕人語,是否也可歸此脈絡?)

但更確切的問題是,把生命的思考高度提升到大鵬的視點固然使人謙遜於一切現世主張都有其主觀限制,可不幸我們每日過活的實乃小麻雀的日常現實─除非你準備閉上眼睛待生命之河把你送走。而在兩者之間擺蕩不定,又該如何調解、自處呢?於是,我好奇,朱天心是如何繞過或跨過這個問題,而能夠對年輕一代理直氣壯?

朱︰是回到一個很素樸的狀態,作家的天職之一就是辨明差異,看出差異,把差異說出來。感覺到世代的不同……也先不要說他們一定不好,但起碼會有一個動力,要把中間看到的差距說出來。譬如你們看到的父母輩,他她們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是父母的樣子,不是老卡卡的樣子,一看到你們就想管你們,不是這樣子,他她們也有屬於他她們時代的狂,他她們的夢想,一心想要踏出規限。所有的老卡卡的、不值一顧的道貌岸然的中年人,但其實沒多久前,他她們還是充滿著很多幻想,還是跟年輕人差別不大。

這麼說,是想通過標示出差異,去展現彼此間距離並非想像的那麼遠?那麼……然後呢?

朱︰然後,才有可能對話。這一代是幾乎瞬間平面化,在我們的世代,我們可能是十年迷一個作家,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迷一個樂團,這樣每一個人的人格養成,就比較有獨特性。現在的世代,資訊是很平面,意思是說,很可能像這次書展,7月22日大家一起去買哪本剛上市的漫畫,8月某個電影上市、某個線上遊戲,幾乎成了一個指令動作,一代人在同一個時間點做一樣的事情。他們受同儕的吸引和被逼迫,遠超過我們。在我們的時代,作為一個閱讀的人來講,你喜歡讀的東西,從來不會去在意去計較說,死掉一百年的老頭子,幹麼要讀他的東西?或幹麼要去喜歡在遠方的、完全都不知道的事,現在的世代是對他們出生前的事毫無興趣的,連同代人的東西都還來不及,但凡不想跟旁人不一樣的時候,就要加入他們。對他們出生前的事、對父母輩毫無好奇,幾乎就是一整代人被割裂一樣。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你剛才的描述是對的,但先要明白,這也不是策略考慮。

(後來在書展的講座上,朱天心也被問及有關承傳的問題,那時我才更瞭解她口中的「差異」實乃一種更強大的姿態,刻於歷史的縱軸線上。以不變對應萬變,能夠堅持自己,就是在為平面化、或愈趨同質化的現下,標出「不同」與「立體」。)

可我仍然對背後支撐著的那股力量非常好奇。於是,談話就轉入了書展講座的題目「吶喊」,還有魯迅的鐵皮屋。

朱︰一直會被問,為什麼一直寫,你的動力在哪裏?早期沒那麼自覺,就是想寫,後來當然會去想這個問題,為什麼寫,是什麼支撐你去寫。看到魯迅這段話,我覺得可以用來自況,很長一段時間,包括最初開始寫到現在,就是看到在鐵皮屋,大家都在沉睡,然後失火了,你很想喊醒他們。當然我早早就過了,魯迅考慮的,該讓他們沒有痛苦的在沉睡中死去,還是清醒來痛苦地,還是會死,魯迅是有這個掙扎。我是早早就做過了這個考慮,我覺得我就是要寫出來,最起碼盡了我的言責,我只能說,寫作是我生活的結果,而不是倒過來,我一切的生活是為了寫作。生活就是這麼過,你看到的事情、想法,跟人家格格不入……我看到的明明不是這樣你為什麼會認會是這樣子,有些事情我明明覺得很重要,但大家怎麼都像是約好了沒看到。那我就得說出來,尤其是你背後還有那麼多人的時候,我就要吶喊出來。這好像一直是我的一個動力。

魯迅和朱天心筆下氣勢固然都有怒火,但兩者回應現世的嘲諷,在輕重度與質感上,是很不同的。朱天心自己又如何理解她與魯迅的吶喊之不同?

朱︰魯迅所處的時代是比較險惡的,使得他只能喊,顧不得他的聲音是勇敢的還是悲壯的、是可憎的還是可笑的,我的時代,我除了大喊出來,還想要說服別人,就像你開了門,出去大喊一聲,立即有人會來看你一秒,這是可能的,但你接下去要說什麼呢?如果你接下去沒有東西可說,或沒有說服得了人的,就只有這一秒。你要把這個內容說服得了人,人家也要聽得進去,聽了會去想想,會使他發生一些不同。這是我這十年廿年的努力,我未來的努力是,除了能說服得了人,還希望人家能欣賞你─當呈現的是小說的形式。我吶喊,不要它變成可憎不要它變成可笑,我也不要它變得可悲,我要它是可以說服得了對手的。

既然有這麼清晰的目標,那麼要如何去達成呢?是否會形成策略的考量?又如何不至落入策略考量的泥沼呢?

朱︰我倒是從來不會去考慮策略,我要是能考慮策略的話,我就比較不會這麼不好過吧……事情可能會較平順一點……但我覺得要去考慮策略的話,力氣會被消磨掉,誠實也會消磨掉,因為得把它們擱置。我就會覺得,好難哦,自己已經是一個少數,即使不用對抗這個字,當要去面對這麼多的人,想法一樣、說法一樣的人,已經那麼艱難,誠實來不及、力氣來不及,所以我絕對不會去採取有損於這兩樣的,因為也看過有朋友、同行的人,在策略考慮之下,到最後已經原貌辨不出來,所以策略考慮始終是我最笨拙的。

那豈不是把自己置於緊張的矛盾之中?

朱︰是會陷在那矛盾與張力之中,但要看你最終要保護的是什麼,一樣在面對這種困境和兩難的時候,我還是會去選取保護自己的誠實,自己那種一閃就會……風一吹就會斷的勇氣。

那麼,要如何去存養這……借胡蘭成的說法,就是「浩然之氣」(也應該就是鍾阿城說的「赤子之心」)? 在生活的大事小事、方方面面力保自由,應是存養之道吧。朱天心曾在別處提過,她和先生唐諾的生活,是簡樸得和學生時代沒太大分別。

朱︰生活上的退後,是保護自己的自由吧。作家,上節目上電視上多了,你就得自己開車、就得給自己僱一個司機,不敢走在街道上,不敢吃小攤不敢走在市場裏頭,甚至不敢去咖啡館……我一點都不想過那樣的生活。不想過那樣的生活,就得放棄,無非是想保護自己的生活。

(誠實地面對自己,並非一句空話。在爾後的講座,朱天心被問及早年的作品中,喊的是和(蔣家的)國民黨同一樣的口號,難道當時對統治權力沒一點警覺嗎?

在此把朱天心的回答,原文實錄。

朱︰在我的第一本書《擊壤歌》裏,呈現了很多愛國的情懷,和很多當時台灣國民黨政府的愛國教育氣氛,是一致的。這點也是使我們今天在台灣族群間彼此對話很無效的很無奈的地方。當時的外省人,父輩都是跟著國民黨軍隊來的,他們的家族的命運是跟國族綁在一起的,一起跟日本打過仗、跟共產黨打過仗,打輸了,然後來的,所以他們的敵人、對手,是一致的,他們暫時的落腳的無可奈何也是一樣的,想回去也是一樣的,而且還非得靠政權才回得去,所以個人跟家族跟國族都是整個牢牢地綁在一起。在這個情況下,外省人,包括中下級的,全該要檢討的,像我們這樣身分的,在台灣的民主進程裏頭真的沒犯過錯嗎?是有的,我覺得我們都延誤了台灣的民主進程。

只因為前面講的那個背景,我們就用一種信賴去對待統治階層,這個跟所謂民主是全完背反的,不管指的是制度、精神、機制,要長生民主,一定是人民對統治者抱著懷疑的、監督的,錢都交給你了、好多人權也割捨交給你,讓你用公權力去處理事情,那我還用信任來對你嗎?我得盯著你把錢怎麼用,有好好用嗎、有用在刀口上嗎?我們給你的權力有用在對的事情上嗎?我們犧牲掉一點自己的天賦人權自由,交給公權來裁定一個遊戲規則,但這個遊戲規則公平嗎?很多弱勢有沒有在這裏頭被犧牲掉?所以人民對統治者該是不信任的、抵抗的,甚至是我要看看你會幹什麼壞事這樣的心情。但當時外省人不僅沒有這樣,反而是把國民黨把蔣家看成父輩一樣,即使有些事情我也覺得是怪怪的,可是父親應該不會對子女不好吧,不會下毒手吧……是這樣的心情縱容了很多很多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去讓它發生,對於台灣的民主進程被延誤這點,作為外省人第二代,我自己會非常承認。

但也是因為這個關係,我會很難過看到,近二十年的台灣,你會看到閩南人,就是台灣在地的,會在重複一模一樣的事情,只因為那個政權、領導人跟你的歷史記憶是一樣的,語言是一樣的,腔調口音是差不多的,戲曲什麼都一樣的,所以就會對他們繼續用一樣的心情……外省人、國民黨這一族會繼續看著,這個我們曾犯過的悲劇又在重新複製一次,可是這次好難講話。我試過和綠營的朋友對話,我說你們這樣不是把悲劇重演嗎?可那朋友說︰你們都爽了五十年,讓我們爽個十年為什麼不行?並沒有去談那個是非,而是說現在輪到我們了,你也讓我們坐坐龍位,讓我們也享受一下統治者的權力。這樣子就沒有什麼進步可言了,純粹只是權力的轉換、權力的遊戲,我不覺得這和講自由人權有很大關係。我覺得這點很可惜,以前外省人犯的錯,又重新在犯,完全沒有因為這個而把已犯過的錯避免掉。」)

不過,這裏說的「生活上的退後」,並非是大隱隱於市的退居象牙塔。應該說,剛好相反。

朱︰……有些事你知道幫他也沒有用。譬如我們那邊有原住民,他們到城市裏不可能生活,就到河邊自耕自食,男生出去打零工,賺的是當日的錢當日用,女生種了菜自己去賣。但政府就用推土機……反正城市要開發,第一個就是向著他們開,同樣在水邊的高爾夫球場,他們不去管,因為是有錢人的……那麼就去幫他們抗爭。他們只有幾十戶人,也沒有政治力量去幫,因為盤算一下,只有五十票,為五十票那麼辛苦幹麼。這些要不要去?當碰到了,還是要去,這些幾乎像是修行一樣……可不可以不去念經不去洗佛珠,當然也可以……但我覺得就像每天去磨刀,戰爭在什麼時候來,不曉得,連戰火都沒有聽到,但刀還是要天天去磨。……寫作就變成結果了,一切生活的加總。所以我猜想今天我要是不寫作,生活還是一樣的過。並不是為了要寫東西,才這樣過。

但仍然寫,是否不寫不行呢?

朱︰我很希望是這樣子。因為我好怕變成……看到一些同行,變成完全像工匠機一樣,可以完全沒有任何困難困境,去年做一張椅子,明年又做一張椅子,他的認真也不下於你,每一張椅子都很工整幾乎沒有差距,可是……做這椅子幹麼呢?我好怕變成這樣子。所以希望還是有困難有困境的,儘管很不好過。

在這個「很不好過」裏,應該總有時間在運作吧。三十多年的創作歷程裏,無論評論者如何分期斷代地辨識出作者不同階段的不同聲音,對時間與消亡的敏感總貫穿其中。從青春到人情,從城市足跡到個人記憶,一路走來都是被時間一一吞食(儘管許多時候,現實政治操作是時間侵蝕的催化劑)。那麼,去年發表的〈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可是身外已無所可失,最終把時間的探照燈射向步入後中年的肉身(王德威的評論裏就有試探般的「朱天心寫來也不禁有物傷其類的感觸吧」一句,見《印刻》61期、頁47)?

不過,得到的答案有點出乎意料。

朱︰我寫初夏荷花,是給自己放一個暑假,因為多年來,人家期待你寫一些大的題目、公共事務有關的,也不是那麼順利,因為跟新聞不同,事件發生時可以寫可以評論,(小說)要有一個醞釀的時間。所以覺得自己好可憐,多年下來,自己像是做那個粗活,手都粗掉了,好羡慕可以乾乾淨淨……然後就是這幾年開始生病,有氣喘,一下改變很大,以前在咖啡館寫作,每天去一段時間都沒問題,以為可以活到七、八十歲都過這樣的生活。但現在不行,吃了藥,一到那邊,就很想睡,不能寫;也可能一進去(咖啡館)就不對,可能剛油漆過什麼的,氣喘就當場發作。所以一下時間變得很怪,像是嘩嘩地加速,以前都聽不到時間的聲音。

所以就會自憐起來,啊,我的手都粗成這樣子,都沒有能夠像人家寫那種很開心、很輕鬆的,所以想給自己放個暑假,有寫作的樂趣。把一對中年夫妻,像白老鼠一樣,放到箱子裏看他們會幹什麼,就像是回到很多人的寫作樂趣,而我多年都不知道為什麼如此沉重,背負別人給自己的一個期待……但寫下去又不同了,前面寫一兩篇覺得很好玩,哦,原來最後是女的把男的推下去,原來是這樣,我自己也好吃驚,那下次我來換一換,看有什麼結果,這是在做實驗。但寫下去,現在還在寫……又變得好沉重。我想給自己一個挑戰︰拘謹的中產階級,無聊的,吃飽喝足,現代婚姻保障下的一對男女,他們還會有什麼事情?我自己給自己一個難題,因為寫不好會很討厭,你們衣食無缺,房子車子兒子都不缺,還要什麼?真討厭﹗位子已都被你們占盡,還有什麼煩悶、委屈可言﹗你要把他們寫到人們會覺得,原來到了這地步,我們原來還是對他們如此不了解,仍然有許多可以被關注。

那是因為仍有對人世的厚道在底下墊著?

朱︰我希望有,因為我怕寫著就會忍不住去譏諷他們一下。

關於文學方面,也就談得差不多了。於是,就回過頭去談朱天心在社會運動中的參與,譬如在台灣樂生院的抗爭運動中,也曾見到朱天心的名字(於樂生文學營)。結果,朱天心不無解嘲地形容自己在公共事務上的角色是︰放櫻桃的人。

朱︰譬如外籍移工,還有樂生、原住民等,我並沒有長期去做,但朋友們都是長期在那裏蹲點去做的,可常常是到一些必須要去抗爭的場合,記者會必須發言的時候,我都非常願意去。但我其實是有一點點心虛,人家做那麼久做得那麼辛苦,你去會不會……就好比做一個蛋糕那麼辛苦,最美麗的是放一棵櫻桃的時候,你就跑去放櫻桃……但到後來我就很素樸地去想,就把它看成是分工,我的工作就是放櫻桃……要是我自己在文學裏的一些信用或光環,可以用在別人的事情……要是他們抗爭很多次,媒體都沒有報道,可是我或侯導演,我們去放櫻桃的時候,大家願意多聽你們半分鐘十秒鐘的話,多拍幾個鏡頭,或報上版面會出現一個抗爭或標語的,知道原來有人在抗爭,我覺得那都不是壞事,把它想成一個分工,這樣我就坦然一點。

原以為時間緊迫,不會有機會和朱天心談貓;沒想到最終仍是談了,而且談了很多。感謝。

朱︰(在公共事務方面)花最多時間的,是流浪動物保護。這也是我覺得比較有成就感的,就是最後說動了公部門改變政策。這是比較困難的,因為流浪動物是個很小的議題,按原先的方法做就好,因這個沒什麼政績可言,街頭的動物是沒有主人的,也就是沒有選票,就好比顧玉玲做外籍移工最大的困難就是,儘管政治人物都知道她們那邊有很多困難很多問題,但今天幫了你,你兩三年就回去了,根本沒有投票權,那幫你不是白幫嗎。流浪動物就更是,而做到後來居然可以令公部門改變了政策。在台灣,既有政策是,只要看到有一隻健健康康的動物在我牆頭走過,只要不喜歡牠,就可以直接打電話給環保局,來把牠抓走到收容所,七天內要是有人認養的話就認養,不然就把牠安樂……也不知該怎麼叫,處死,然後火化。

但我們現在能夠去說動他們,當然也是以我們的身體力行……台北大約有三百多個里,我們以里為單位……很多小貓生下來而沒有餓死,其實就是有很多人在照顧牠們,有些可能只是把晚飯吃剩倒給牠們,也有些像我們,(餵流浪貓)吃得比我們家貓還好,因為家貓沒有太多風險,大都可以活到十幾二十歲,可是外頭的貓,我每次去餵都不知道下次能不能再看到牠,而且還不知道原因,可能給車撞死,或給狗咬死。我常常覺得每一餐就是最後一餐,所以當然要吃得比我們的家貓好。

我們這些愛護動物職工負責把貓抓到,當然沒那麼容易,之前要跟牠們建立(信任),多則一兩年,少則一兩個月,抓了以後到獸醫院去,這個絕育的錢由政府來出,身體恢復以後再把貓放回原地,就看牠自己能活多長就活多長,然後也是我們繼續在餵。所以政府只要管中間那段的錢,而且很荒謬的是,原先抓來、收容七天、安樂死、火化,安樂死的藥很貴,整個費用加起來是三倍於絕育的錢,所以對政府來講絕育反而省錢,而且之前之後它也不用管,都是愛護動物的人在照顧。

我覺得這裏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很草根的。原先政府的做法,所有愛護動物的人都會去撻伐這件事,政府來抓貓狗的時候,愛護動物的人都會去破壞或抵制這件事,所以政府只是討好了打電話、憎惡動物的那個人,卻得罪愛動物的人。但是改變這個政策之後,所有愛護動物的人都會……因為當他們知道現在把動物抓去是求生而不是求死,就都願意那樣做,所以草根力量都起來,大家都願意做這個事情,所以政府也變輕鬆了。

另外就是生命的教育,讓整個社會不那麼肅殺、那麼血腥,這些動物只是因為沒有主人、流落街頭,就變成沒有用的生命,可以隨時處死牠,這是太……就好比女兒小學時,在學校就看到有人把一窩小狗從中庭丟下去丟死了,還有一個鄰居,有一隻母貓到他家生了一窩小貓,就準備晚上裝到塑料袋讓垃圾車帶走……這整個對社會的示範,這一代小孩看到的是什麼?即便是這麼可愛的小貓,只因為沒有主人就可以處死的話,那將來就會很自然地覺得,社會上獨居老人、沒有用的,只要有一天社會再窮到一個地步、經濟再蕭條到一個地步,就可以對他們下手,因為老了要看病、佔很多社會福利,那家裏的老人就可以處理掉,然後殘的,對社會也沒有貢獻,只會享社會福利……他都可以沿這個觀念,把這些所有弱勢的,就像對垃圾那麼殘忍,都會敢於下毒手,因為從小看到的就是這個樣子。但如果相反的,這個社會哪怕對這樣一個生命都願意很費精力去容許牠存活,你就不會用「有用沒用」來考慮(生命)。

下面這個問題,我剛好想問,朱天心就自己提了出來。

朱︰我們做保護動物,很多人以為是很中產的,像個貴婦出來抱個迷貓迷狗那樣,但完全是兩回事。在做的有一些是年輕二、三十歲的,或退休的人,都是很辛苦的在做,天天要餵、颱風天也要餵,抓的時候,碰上很機靈的貓,大概常常要七、八天才抓得到牠。我們晚上去放籠子,身上還不能擦防蚊液,因為貓對氣味很敏感,之前要餵好久才能取得信任,然後籠子裏放牠熟悉的食物,再站得遠遠的、站到你已經變成一個背景了,牠才一直繞一直繞然後進去……很辛苦的,但最難的部份還不是抓貓,而要讓居民能理解,這是很長時間的工作,我們幾乎像是街頭的宣傳家,要把握機會,有些人很衷心地問你們在幹嗎,你就要把握機會趕快講,你要很會吵,情理法都要有,但又不能把他激怒,否則你們走了他可能會對貓下毒手。要讓他能夠容忍,給貓一條活路,就把貓當成是……譬如說你會欣賞一隻鳥,說好高興我們這個地方居然有鳥來,那麼你也把有貓走過牆頭當成是自然一景吧。

人在城市開發的過程,改變、禠奪了(流浪)動物的生存環境、空間,卻反過頭來認為牠們侵入了人的領土。

朱︰是很荒謬的,尤其我們住的地方靠山,有些住戶旁邊就是山,所以會有貓到他們的中庭曬太陽。其中有一個很偏激的,多年跟他吵,我一直很想寫個「殘酷語錄」,真不曉得一個人怎麼會說出這麼殘酷的話。他會跟我們吵的內容就是︰你喜歡就全部自己帶回去﹗我就說,牠不見得願意跟我們回去呀,而且我們已經在幫你的社區做了貓數控制的事……他說我不要聽這麼多,我有交管理費,牠們有交管理費嗎?牠們怎麼可以呆在這個地方?(這種人)真的覺得地球只有人才有資格居住,其他都是不應該存在的。他還會說,你們不要餵牠又會怎麼樣?人要是活不下去就會帶小孩子去自殺,你不餵牠們,牠們也會自我了斷,這個社會就是弱肉強食、就是生存競爭,競爭不過那是牠們的命呀……我聽到這些真的很想罵回去,因為講這話的人本身是個小兒麻痺症,他應該相對知道比較不方便的人的困難,怎麼會說出這麼殘酷的話來。可面對這些都要耐下心,否則怕走了以後,他會對貓不利。

花了多長時間才爭取到政策上的改變?

朱︰將近五年,但也不是全台北這麼做,現在只有四十幾個里是這樣做。我們的動保團體,一開始是做兩個里,想辦法要去說服政府,就去找很多國外的資料,看他們怎麼做。我們一開始做的是認養,但很快就發現不行,把動物的資料上網,以前一天會有三十通詢問電話,到後來能認養的人都飽和了,放到網上三十天才有一通電話,但上游還是源源不斷……長期下去不是辦法,所以就去看國外怎麼做,也就是剛才講的那個做法。我們就把這個方法跟市政府講,運氣很好,市政府主管這個的,本身是信佛的,所以他對每星期都要簽公文處死五十隻貓,很痛苦。所以聽到這個方法他也很……但因為預算的關係,你一定要做成功,不然到了議會,立委也都很保守的,會覺得說原先的做法很好嘛,為什麼要改變。所以我們在台北選兩個里開始做,都是問題很大、常有居民常抗議的里,先要想辦法把當地愛動物的人找出來,但這也很難,因為(餵貓)通常都會被人罵,所以每一個愛動物的餵到後來本身都幾乎像貓,深更半夜跑出去,然後貓也是那個時候出來,我知道一些愛貓的,一個晚上餵兩百隻,晚上十一點開始就準備東西,哪個地方有幾隻貓都要牢牢記得。

你們的團體有多少人一起在做?

朱︰我們參與的動保團體,是在國內最早引進絕育方式的。會員大概十幾個,白天大都有工作,我第一次被他們感動是,參加他們的一個討論會,他們在研究下個月的工作計劃,他們這樣討論……我聽過很多年輕女孩子說,這個月薪水用完我再存三個月可以去買個LV包包,或存半年可以去日本玩,但他們會說︰這個月剩的錢可以結紮三隻貓……因為要爭取時間,一旦母貓大肚子生了,不久就會看到各種(小貓)死法,被狗咬死、掉在溝裏淹死、被車壓死。當然還有很多別的動保團體,都各自在做不同的工作。

我們就開始在兩個里做,拍照片、登記做紀錄,結果結紮率達到98%,有些聰明的母貓怎麼也找不到,這也沒關係,也是合理的生態。兩個里做成功了,第二年我們爭取做五個里,一直到現在四十幾個里,我們希望在這一兩年間可以全台北市都做。你要把模式做成功了,那其他縣才會跟著做,所以壓力很大,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你不能說國外這樣做很好,而真正執行上卻……要是小貓還是不斷出生、居民不斷抱怨,那公部門可能會說還是原來的最方便,那就糟糕了,所以我們也要想辦法把握這個機會。

現實的荒謬、人的殘酷,會否把憤怒推到怨恨?又或,如何不使自己落入怨恨─所指是那極負面的、會把人變得與對立者在某個點上接軌的情緒?

朱︰有時是會好恨,但氣頭過了就……這事情是要做很長時間的,我會對自己說,我愛動物、愛生命,並不代表我要恨人,這樣會違背我的邏輯。唐諾常舉一個例子︰好比你很愛你的一缸魚,然後也養了一隻貓,很愛那隻貓,愛到用那條魚來餵牠,這樣就只是愛這隻貓而不是愛生命了。要是有一天我為了保護這些貓到怨憎人了……有時候真的是……有一個場境,在一個社區,把小貓全關在鐵籠裏,完全沒有鋪板子,腳踩著大便一塌糊塗,然後貓媽媽驚恐到幾天沒吃、奶水也乾了,小貓髒到一個地步……而那些人還要跟我講那些(很殘酷的)話,真的是會恨……但這些都得自我調整、自我提升,我不想做愛的對面那樣子的人,你不要忘了初衷,而人也是你目前非常非常在意的存在,我絕對不願意自己做到後來會怨憎另一種生命,那不是我的初衷,所以過程裏是要一再的自我提醒。

即便這般談著,我還是很能感受到朱天心在目睹貓慘遭各類殘酷對待時的心痛不忍。常常處在這樣的情況,仍要按捺住一再自我提醒、自我提升,那需得有多大的生命底氣在背後支撐著。要保護自己的誠實,有時所需消耗的氣力,不是簡單可以想像的。於是,我就想,一些評論稱朱天心筆下「冷酷」、「不厚道」,那是未能觸及底下的大愛吧。朱天文在《時移事往》的序言裏,即以「沾衣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寫妺妺對現世的愛,即使相去十幾二十年了,應該仍是準確的。就好比早前思存在網上貼的揚之水日記中的徐梵澄先生:

說起近日在讀魯迅,不覺問先生道:「魯迅先生怎麼這樣好罵?」先生說:「魯迅先生待人太厚道了。」「那為甚麼……」「厚道是正,一遇到邪,未免就不能容,當然罵起來了。」

因著談起了貓,不由得還是提起了「李家寶」,但彼此往還了兩句後,我還是沒把話頭接住往下說。把杯裏早已放涼的最後一口咖啡飲盡,也就只能是如此的。

(訪問的超濃縮版刊明報2009.08.05,不過剪裁不得宜,出來的文章略嫌平板,實在覺著對受訪者與促成這次訪問的諸位懷有歉意,希望把足本放到網上,作一點勉強的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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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那天聽完講座,乘渡輪離去。收窄的維多利亞港上,傍晚天色灰藍得有點怪,心卻是滿滿的。傻傻地想著,只要知道世上有這麼一位作家在,就已是人世的一份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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