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欄裏長大的孩子

小奧傳來一張挪威新歌劇院的照片。也就是一張地標明信片樣的照片吧，但不知為何，乍看之下，總覺著有什麼不對勁。後來驀地發現，原來歌劇院外的廣場緩緩傾斜入海，而地面與海之間，竟然沒有欄杆﹗

我想這在香港是不可思議的空間規劃，尤其有小童於水池溺斃後；全城家長早成驚弓之鳥，我們當下的現實是，連有阿伯坐在公園椅背不小心後仰墮斃也會惹來安裝圍欄的討論。我也畢竟在此城浸淫日久，以至眼睛都一時適應不了限制的缺席，才有了最初視覺上的異感。

為什麼兩個地方的人，會有如此迥異的心態以及空間實踐？難道說彼邦人們輕率人命嗎？但也不見得挪威的小孩與老人就此都掉到海裏淹死了。我想主要是彼此的情感結構裏，有一樣東西我哋有佢哋冇︰恐懼。一種滲透於集體意識的恐懼。

每一條安全帶、每一條不得超越或用作警示的黃線、每一道安全門、每一加高再加高的圍欄，還有大門口的1︰99，都是這個城市公眾恐懼意識的客體化。每一刻生命，彷彿都處於戒備狀態。為什麼我們活得這般神經質而又缺乏生趣？

累積經驗，防患於未然，本也是極正面的。但防預之道，若只一味強調控制外在以圖杜絕意外，則一來未免對天失敬畏，二來進一步削弱內在的應變與判斷能力。抗生素愈食愈孱，又或家貓不及街貓勇，是最顯淺的例子。

拒絕接受無常，又同時異常脆弱，互為因果下，兩者綑綁著把彼此推上恐懼的頂峰。於是，我們的欄杆作為一種隱喻，總在變得愈來愈高、愈來愈密；又或再生事端，就索性把海填了了事。彷彿，我們可以通過規劃外在來掌控生命─把生命規範在孫悟空為唐三藏劃下的那個安全圈之內。只是，我們似乎安心得過早，忘了平地一樣可以仆呆人。

去年底天水圍天秀路公園裏水深六至十一寸的水景設施，便遭家長投訴其沒加圍欄，斥之為小孩死亡陷阱。但這些投訴的背後，不也同時反映了家長對孩子的求生本能、對自己與孩子溝通的能力，信心盡失？唯與人與己已全無信任可言，才會凡事仰仗於外在的圍欄圍板、規條指引，把自身的常識與責任一併外判。「進步」與「退化」從來都是攜手並行的雙面刃。

然而，更重要的問題在於，當人已習慣了由外在設限來為肢體行動劃下路線圖，那麼，我們又如何去祈求他或她，在某些關鍵時刻，會忽然蔑視可能存在的(政治)風險，超越判斷與勇氣的退化，而對他者的生命背負起道德責任。當然，這裏談論的絕不是以一己肉軀站到了坦克前面之類的行動，而只不過是，對一個極權政府屠殺了人民的暴行，給出一個最基本的是非判斷。

(刊《中大學生報》09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