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May 31, 2009

Please Remember, You'll (also) Die


惟其終極時,生命才體現絕對的平等。1989年下令屠殺的,會死(或已死);執行屠殺的,會死;學生會會長,會死;行政長官,會死;高官權貴,會死;撰寫此篇的我與有緣讀得這些文字的你,也同樣會死。

我們的生死時差,以宇宙時間的維度觀之,不會比「零」更大。

在此公平原則的前提下,為人處世唯利是圖、作惡自肥,是否算得便宜占盡呢,正所謂不惡白不惡、不貪白不貪?

若作此想,那只是因為我們不了解死亡。俗話說得好︰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生命將盡時,一副皮囊只見虛幻,名利富貴、權勢顯赫一下變得稀薄,惟剩恐懼;一生言行縈繞不去,多有不善者回首時不免怵目驚心,如悔如疚,似影相隨。蓋基於此,西方多有臨終者憑了最後一口氣也要受洗覓救贖;又或有那大難不死的,撿回性命後,大徹大悟重整人生。也無非是,終了了「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

但一般好好活著的時候,我們總選擇回避或遺忘死亡。如那《好了歌》唱得好「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也因此金庸筆下才有了《天龍八部》裏的一幕假死戲。老僧人三兩下輕拍慕容博和蕭遠山的天靈百會,使二人暫時停息,後又復生。從生走到死,又從死走到生,一對仇人醒來相視一笑,積壓三十年的家國情仇如煙消散。了了死,才懂生,才曉得不要讓自己成為他人的地獄,是同在為自己創建天堂。

但日常裏鮮有老僧人來拍腦門,於是我們樂得忘死。二十年過去,曾經心懷惻隱凝視的鏡頭隨時日挪移開去,再不見血淚、不聞啼泣;於是鏡頭前的畫面遂慢慢化影成抽象的「經濟成果」(或實在利益),那就更心安理得地嘟嚷「坦克碌豬」、「解放軍一樣有人死」、「六四未有定論」、「國家取得了驕人的經濟成就」,以圖混淆視聽、顛倒是非,彷彿以荷槍實彈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之人民,真乃是非對錯有待爭辯的觀點與角度問題。

邏輯不通,並非為的頭腦不靈,而只為的心術不正。說白了,不過簡單一句,見利忘義。眼下的利益是自己的,遠處的痛苦是別人的,只要扭過頭去選擇不看不記,自己的路走起來就彷彿又平坦又輕鬆了。

這種時候,我總想起陳昇的哭與罵。當年李登輝為了建化工廠不惜要填海敗壞生態,說道「死幾隻鳥有什麼關係啊?」陳昇就罵了「幹你的﹗鳥也有父母啊」。(《城市畫報》222期)

不僅在人類之間,各種生命之間本都該有同情共感。可為何總有人樂得出言尖刻、偏往那仍在滴血的心靈上撒鹽呢?

我同樣不願意把人設想成徹底的大奸大惡,而以為那是醉生忘死之果。民建聯前主席馬力倒於病榻彌留之際,可終究體會了天安門母親們喪失孩兒的心情而慚愧於自己的「碌豬論」?

又問,若曾蔭權、陳一諤之輩,站到了「六‧四」冤魂的靈前、站到了天安門母親(當然還有父親們)跟前,還能否理直氣壯直視逝者生者說道︰都二十年過去了,不要再提了,現在國家這麼有錢,我們香港人也從中分得了許多利益,人死了就是死了,不要再去提就大家過好日子……那些死的還說不準到底是你們的孩子還是解放軍哩﹗

良心這東西可怪,雖然你可以想辦法忘記它、埋葬它,但到頭來並不是你想不要就能不要的。

不管為屠殺說項者,是出於無知無明,還是眼裏只看得見上大人稱賞下的仕途亨通、富貴滾滾來,他們都必須記住,在不知哪一天的未來,他們也終究要死。而那些話語,每一字一句,從他們口中輕率吐出來,都是如劍刺人,徒添人間悲痛。那裏頭有多少富貴名利,就有多少冤屈痛苦,而這筆賬是終究要還的。

事實是,施害者與受苦者總是緊密地綑綁一氣。「六‧四」死難者的家屬固然執苦而活,但同時,背負屠殺責任的又豈是活得自在。單是每年一入夏就要崩緊神經如臨大敵地嚴加防備,即可見此歷史包袱之沉重。承認錯誤、平反「六‧四」,是唯一解放別人也同時釋放自己的方法︰讓冤魂安息,生者離恨,惡行得恕。

別以為只要見證的一代人都過去了,這一筆血債就會自動消失。不會的。香港這地方,雖然出得曾蔭權這種看風駛舵、一味逢迎的「醒目仔」,但也同樣育出梅艶芳這般的義氣仔女。香港人愛煲呔,還是愛梅姐,你話呢?

(刊中大學生報《六四特刊》)

《八九六四─抗戰二十年》


《抗戰二十年》
作曲:黃家駒
填詞:黃偉文

喔 你我霎眼抗戰二十年 世界怎變 我答應你那一點 不會變

當天空手空臂我們就上街 沒甚麼聲勢浩大
但被不安養大 不足養大 哪裡怕表態
當中一起經過了時代瓦解 十大執位再十大
路上風急雨大 一起嚇大 聽慣了警戒

應該珍惜的 即使犧牲了 激起的火花 仍然照耀

喔 你我霎眼抗戰二十年 世界怎變 我答應你那一點 不會變

幾響槍火敲破了沉默領土 剩下燒焦了味道
現在少點憤怒 多些厚道 偶爾也很躁
不管這種爭拗有型或老套 未做好的繼續做
活著必須革命 心高氣傲 哪裡去不到

他雖走得早 他青春不老 灰色的軌跡 磨成血路

喔 你我霎眼抗戰二十年 世界怎變 永遠企你這一邊
喔 哪個再去抗戰二十年 去到多遠 我也銘記我起點 不會變

Monday, May 25, 2009

香港土共新一代的質素



難為華叔,一把年紀,還要跟這種混混兒去論辯 ─ 如果那種胡扯堪稱辯論的話。



Monday, May 18, 2009

[梁文道] 要抬黃乃忠,就連我們一起抬(兼呼籲聯署)

要抬黃乃忠,就連我們一起抬(兼呼籲聯署)

文︰梁文道

今天,我在明報世紀版讀到董啓章兄寫的《黄乃忠是唐吉訶德》。赫然發現原來這兩年辦過畫展、向政府提出了留底方案、還設下飯局宴請發展局長商討保存 社區的一群深水埗重建區街坊裏頭,居然還有一個人堅持留守到最後一刻,他就是製作傳統大型花牌的手工藝師傅,在社區裏拯救流浪貓的貓醫生——黄乃忠。以一 個小市民的肉身與意志,為了保護以後多個重建區的公眾利益,在政府控告他霸佔官地的訴訟中,以明確的理據向法庭說明:政府並沒有依足法例規定,在收地前進 行「評估」。而且,前規劃地政局局長又在當局未依法辦事的情况下,就向特首建議收地,不只是行政失當,甚至連收地的行為也是違法的。然而,這等鏗鏘有力的 訴訟理據卻未獲區域法院的法官接納。於是黃先生屢敗屢戰,再接再厲,日前正式向高等法院提請上訴。

法律界有種流行的講法:地方法院在處理一些牽涉公法的案件時,由於法官年資尚淺,較少處理公法的經驗,往往會先判提出公法理據的一方敗訴。此等案件 通常要打到上訴法院甚或終審法院,方有勝數。但種種跡象顯示,負責此區重建的房屋協會似乎打算在這個重要關頭先下手為強,直接申請執達吏把黄先生和他收留 的老貓小貓通通抬出去,讓他在上訴之前失去所有。不管違法不違法,先把該區拆成一片空地再說。就算最後黃先生勝訴,能夠証明當局違法收地,一切也木已成 舟,無法挽回了。

我知道有人一定會問,就算黄先生勝訴,但只憑這一户卻把整個社區都留下來,豈不有礙發展?其實,黄先生早就知道他自己不會從這樁案件而得到任何好 處,因為對他而言,最重要的社區網絡早巳被政府的重建手法瓦解了。但這位街坊的眼光比政府放得更遠,他決心以上訴立下案例,迫使政府將來在重建任何項目之 前,必須先得全面評估街坊所受的影響,提供切實可行的紓緩措施,然後才能開始他們最優而為之的收地行動。苦苦撐到今天,最叫這位「唐吉訶德」放不下的,竟 是日後全香港所有重建區的街坊;而這裏頭可能就包括了我們自己。

這幾年來,我們目睹政府以橫蠻的手段摧毀社區。如今,黄乃忠先生犧牲自己安危,換取日後的公義。我等焉能肘手旁觀嗎?看了董兄的文章,想起我認識的 黃乃忠,那善良的黃乃忠。如果房協真的凶霸到底,一意孤行,硬是要把黃先生抬出自己的家園。我一定會和一直跟進此事的街坊及義工們陪伴黃先生經歷這個不公 義的時刻,與黃先生和他的貓兒們一起見証當局這可耻可悲的暴力行動。就算你們現在嬴了,我發誓,我必將與你們周旋到底,把你們的名字一個個刻在香港城市的 毁滅史上。各位,為了黄乃忠,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我們的香港;不要再猶豫了,立即在此聯署(編按:即在本文click回應留個名),加入我們的行列,和我 們一起見証這一天。你亦可選擇把姓名電郵到support.wongnaichung@gmail.com或致電6353 6112跟張先生聯絡。

(原文出處兼聯署)

Thursday, May 14, 2009

曾蔭權,你並不代表我

憑什麼我們會以為下一代可長出良心來。阿門。

只有經濟利益,只有經濟利益;也就只有,經濟和利益。
只要有了經濟和利益,就什麼都可以的,殺人也是合理的。
法庭可以關門了的,殺人,一下又一下,血肉迸濺打成肉餅子,給點錢就可以了的,可以了的。

這就是我們教給下一代的。

但是,到底,什麼是經濟和利益?又是誰的經濟和利益?



Wednesday, May 6, 2009

圍欄裏長大的孩子

小奧傳來一張挪威新歌劇院的照片。也就是一張地標明信片樣的照片吧,但不知為何,乍看之下,總覺著有什麼不對勁。後來驀地發現,原來歌劇院外的廣場緩緩傾斜入海,而地面與海之間,竟然沒有欄杆﹗

我想這在香港是不可思議的空間規劃,尤其有小童於水池溺斃後;全城家長早成驚弓之鳥,我們當下的現實是,連有阿伯坐在公園椅背不小心後仰墮斃也會惹來安裝圍欄的討論。我也畢竟在此城浸淫日久,以至眼睛都一時適應不了限制的缺席,才有了最初視覺上的異感。

為什麼兩個地方的人,會有如此迥異的心態以及空間實踐?難道說彼邦人們輕率人命嗎?但也不見得挪威的小孩與老人就此都掉到海裏淹死了。我想主要是彼此的情感結構裏,有一樣東西我哋有佢哋冇︰恐懼。一種滲透於集體意識的恐懼。

每一條安全帶、每一條不得超越或用作警示的黃線、每一道安全門、每一加高再加高的圍欄,還有大門口的1︰99,都是這個城市公眾恐懼意識的客體化。每一刻生命,彷彿都處於戒備狀態。為什麼我們活得這般神經質而又缺乏生趣?

累積經驗,防患於未然,本也是極正面的。但防預之道,若只一味強調控制外在以圖杜絕意外,則一來未免對天失敬畏,二來進一步削弱內在的應變與判斷能力。抗生素愈食愈孱,又或家貓不及街貓勇,是最顯淺的例子。

拒絕接受無常,又同時異常脆弱,互為因果下,兩者綑綁著把彼此推上恐懼的頂峰。於是,我們的欄杆作為一種隱喻,總在變得愈來愈高、愈來愈密;又或再生事端,就索性把海填了了事。彷彿,我們可以通過規劃外在來掌控生命─把生命規範在孫悟空為唐三藏劃下的那個安全圈之內。只是,我們似乎安心得過早,忘了平地一樣可以仆呆人。

去年底天水圍天秀路公園裏水深六至十一寸的水景設施,便遭家長投訴其沒加圍欄,斥之為小孩死亡陷阱。但這些投訴的背後,不也同時反映了家長對孩子的求生本能、對自己與孩子溝通的能力,信心盡失?唯與人與己已全無信任可言,才會凡事仰仗於外在的圍欄圍板、規條指引,把自身的常識與責任一併外判。「進步」與「退化」從來都是攜手並行的雙面刃。

然而,更重要的問題在於,當人已習慣了由外在設限來為肢體行動劃下路線圖,那麼,我們又如何去祈求他或她,在某些關鍵時刻,會忽然蔑視可能存在的(政治)風險,超越判斷與勇氣的退化,而對他者的生命背負起道德責任。當然,這裏談論的絕不是以一己肉軀站到了坦克前面之類的行動,而只不過是,對一個極權政府屠殺了人民的暴行,給出一個最基本的是非判斷。

(刊《中大學生報》09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