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吞千噸的怒火

今天，天氣仍然很好，紫荊花雖談不上盛放，但畢竟還是開了。貧瘠的花和樹都在努力著。

紙上談兵者如我，比對當下，心中桃源是水泊梁山 (人道主義和女性主義，不好意思，先請回)。但對應此時此地，別說武裝起義是個只能乾咳兩聲的笑話，即使想逃，也無個去處。開門閉門百件事，件件都在官府掌控之中。就說教育一項吧，你若說他媽的狗屁教育朝令夕改，把一個個從娘胎裏蹦出來的鮮活生命調教成一群愣頭鴨，不如留在家裏自己慢慢教個好，卻不成，那是犯法的，警察警察，他們拿著手槍，會衝進你的家把你押進牢房，而孩子麼，仍舊要送去變愣頭鴨。

這叫做文明，這叫做進步。可不是，我們向來都以教育的普及程度來判斷一個地方的發展、政府施政的現代程度。遠不必說，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強制實施九年免費教育，不都視之為政府從善之良策嗎。可偏世事總是以unintended consequences來累進，如今尾巴大了，遊戲你想不玩了都不成。原來好些現代進步的指標都是以自由來壓注，結果毋寧是，政府與其結盟的利益團體通過調控「自由」來進行管治。但開車的那個，是瘋子。

所以我們要回過頭去厲聲責問及時雨宋(送)江，問他好端端何以把一眾勇猛好漢送去招安？

我們大概多多少少都有點宋江，有點他的天真與傻氣。但時勢不同了，再沒有多少時間空間去發呆發傻，所以，那種每遇什麼突發事件後，即馬上要求政府以立法來解決／防範的思維，還真要停一停、諗一諗。放諸當下，如要抗爭的話，是否更多的抗爭點應放在「阿政府，唔該你唔好管咁多，放返啲權畀民眾」？這句話說起來也一步一驚心，所以只敢打個問號，原因是今時今日民眾能夠自我調管的實際空間已壓縮得好像政府不管還真的不行了。因與果相互捆綁，彼此愈捆愈死。

想起了兩個例子。

碩士研究時曾訪問了一位在木房區長大的朋友。她童年的一些經驗非常有意思。首先，她幼年的居住空間是沒有固定邊界的。據她說來，當家裏人口有所增長時，就可以在原有的房屋基礎上進行擴建，只要先跟周邊鄰居打聲招呼，沒人反對就行。可見，她的居住空間並非由土地契約來劃定，而是經由人際網絡的協商。

另外，一位舊區居民曾告訴我，他那一棟樓的居民，一開初也都是大家各閉門戶、不相往來的，但後來因著防盜、清潔等日常的合作需要，漸漸熟絡起來，日後是樓底下發生什麼事，低層的住戶喊一聲樓上就馬上知道了，正是做到了所謂的「守望相助」。

引這兩個例子不外想說，當有些問題必須自己去解決時，人與人很自然就生出彼此溝通的必要，去協商去調解問題 (註︰這裏決不是在褒揚一種一塵不染的鄰里關係、人情味之類，人與人相處有所爭執是一定的，但一來會吵架也是一種本事，二來吵完了你還是要想法子決解問題)；反之，上面提及的問題，若放諸現代大廈，就是把人際間彼此協商的能力外判予護衛了。

不過，前面也提過了，這些話說起來一步一驚心，因為太容易落入不吃人間煙火的風涼。重點是，回不去了，都回不去了，那個能夠容許民間自處的客觀環境，已幾乎不存在了。在冰冷的大廈面對冰冷的人冰冷的自己，若是生出什麼事來，不去報護衛報警察，怕真是死了也沒人管。

但是，在某些容許鬆動的位置，可否不要再增添規條束縛呢？例如，明明是護衛員失去了救人的本能，結果卻是廢了個水池或加建圍欄；明明是殮房員工對死者對工作沒有盡最基本的本份，結果卻是建議加裝閉路電視。還有太多太多。明明都是人心的問題，結果卻都指向外判、外置、機制、指引，再發生人為疏忽事故，就再增添機制指引機制。而那背後，從來也不乏專家、民間團體乃至市民的和議，甚或強烈訴求。

曾蔭權治下的特區政府是由內到外再由外到返內都是徹頭徹尾的爛透了---有什麼能比讓一群道德最敗壞的人砣槍、讓最無恥阿諛的人詮釋法律更敗壞的？民間若苦無選擇地必須與之捆綁一起，那才是最大的悲哀。我不知道，也沒有答案，但多麼想望可以看著他衰敗成廢墟，而我們仍過「我們的」有生趣的生活，精神十足。陪著那群搖屁股的宦官一起氣數耗盡，實在不值。

即便是最惡劣，沒有槍沒有砲，沒有山沒有泊，我們什麼也守不住，也要死死守住自己吧。

Beyond的歌，特別是黃家駒，就是最好的本土能量。謝安琪的演繹，我也喜愛。



哀而不傷、怒而不怨，就是這個意思。再來一首﹗



若說天地間有正氣，那麼我對正氣的理解就是，好比那時在皇后的登岸擊鼓。我一如既往的訥於言、拙於今天天氣呵呵呵，卻於藍天底下，和相識的不相識的人，擊鼓而樂，在節拍與樂聲中釋放自己、與一個更大的力量融在一起。那是一種幾近狂歡的儀式。

若說天地間有正氣，那麼我對正氣的想像就是，投一枚炸彈把整個地方炸平了也無妨，灰燼瓦礫堆上煙塵消散時，仍見一個個身影在陽光底下站了起來。

如今，沒有空地，沒有音樂，即便什麼也沒有，也照樣要以文字，擊、壤、而、歌。